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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平克《我们人性中更好的天使》

李华芳 读品贩子 2021-05-31
读平克《我们人性中更好的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Steven Pinker, 2011,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李华芳


1,从西餐礼仪说起

常有听闻中国富人花了大价钱去学西餐礼仪,仿佛西餐礼仪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为什么对如何使用刀叉还有诸多规定呢?《文明的进程》中讲主要是为了防止早些时候脾气暴躁的西方野蛮人一言不合就动刀动枪互相残杀。如果对方按照约定的规矩先动哪些刀叉,就不会被误解为要砍人了。所以西餐这种粗鄙的东西,的确是需要礼仪的。埃利亚斯以此为例来讲文明的演进。

还有贵族精神,听起来文明,落实起来极其野蛮。比如说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为了学生的事,要和人决斗(最后没成)。

餐桌礼仪和贵族精神最后流行开来,朝各个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益发精进,主要还是打打杀杀的必要性降低,人类的心思可以浪费在和平时期的闲暇上了。尽管零星局部的冲突占据了媒体版面,但从整体趋势来讲,和平才是主流。所以如果你避开媒体陷阱,不被头条偏见误导,是可以判断出暴力下降,大规模长时段持续和平的景象才是人类常态。

以前的世界可能非常残酷。比如说《圣经》中描述的一些场景,令人不寒而栗。平克引《圣经》学者雷蒙德·施瓦格尔(Raymund Schwager)的研究,说是“希伯来《圣经》中有600多个段落是专门谈论族群之间、国王之间或个人之间的攻击、毁灭和相互残杀的……除了约有1000个句子提到耶和华现身亲手执行暴力惩罚,有更多的经文描写耶和华将犯罪者送到行刑人的刀口下,还有100多处提到耶和华亲口下令杀人。”

另外一位平克引用的学者是马修·怀特(Matthew White)。马修建立了一个数据库,里面有人类历史上主要战争、屠杀和种族灭绝造成的估计死亡人数,他认为《圣经》中有特别记载的大规模杀戮约为120万人。如果加上挪亚洪水的受害者,受害人数约为2000万人上下。(他排除了《历代志下》第13节中描述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之战的50万人的伤亡,因为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死亡人数是不可信的。)

但还好,好就好在上面的惨事大部分并没有发生过。

但不好的却是出于对《圣经》翻译和解释的竞争,导致的惨剧。宗教审判异常残酷。布鲁诺(Giordano Bruno)因为相信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就成了异端被活活烧死。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仅仅因为将《圣经》译成英文,也被活活烧死了。而“血腥玛丽”这个绰号,不是说玛丽曾将番茄汁混进伏特加,变成了一种部分人特别欣赏的酒饮,而是指她将300名宗教异端送上了火刑架。这些事是真事。

在平克眼里,《圣经》就是一部维基百科。在过去数千年里一直被不同人编辑修改。但趋势是暴力内容较少的经文地位越来越重要。当下信徒对《圣经》的取舍,其实也恰好表明了和平才是主流。

平克用了很长篇幅来展示和平的证据:利用不同的统计时段和口径都表明战争数量和死亡人数下降。平克由此认为,与其追问“为什么会有战争”,不如追问“为什么会有和平”。我认为两个都要追问,问题问法不同,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s)不同,答案可能也会出乎人的意料。

2,历史力量推动和平

平克用“利维坦”(leviathan),“商业”(commerce),“女性化”(feminization),“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理性扶梯”(escalator of reason)五种历史力量来解释和平为何成为主流。

从历史上看,有了国家形态的社会,其暴力程度比传统部落形态的社会要低得多。即使在战祸最深重的年代,现代西方国家的死亡率也不到非国家形态社会平均死亡率的约1/4,而与最暴戾的非国家形态社会相比,不足其1/10。按照霍布斯的说法,这是因为利维坦垄断暴力,从而带来了和平。 

早期国家和黑帮类似,都是收保护费,既保护臣民免收外部侵扰,也保护臣民免遭自相残杀。国家最后以暴力为后盾,把收保护费合法化为征税。与此同时,对外以国家名义可以开展贸易,商业贸易和经济发展使得双赢成为主流,而不需要靠杀戮抢夺对方的资源,进一步减少了暴力。

并且利维坦和商业连在一起,相互壮大。利维坦从商业中能攫取更多资源例如税收,就有强大的动机去维护市场运行。从这个角度看,并不是因为人类的道德水平突然提高了,减少了暴力,提高了文明程度。

而是国家的兴起和经济的发展减少了暴力,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结果,是文明的表现。这其中一个根本的变化是社会文化越来越尊重女性,提高妇女赋权的文化总是更少鼓吹暴力。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参政者多,都为新一代女性树立了榜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平克问道:鉴于男女两性在过度自信、个人暴力和集团敌视上的水平差异,女性主导的世界是否会更加和平?世界变得和平了,是不是因为很多女性承担起责任?如果有更多的女性承担更大的责任,世界是否会变得更加和平?平克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而世界主义主要是指教育和人口流动,也使得“接纳异己”,和平共处,日益成为共识。理性扶梯进一步让人们意识到暴力有害,增强和平共识。

在埃利亚斯看来,上述五种力量,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结论:国家和商业是一个有机体,相互依赖促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共情和自制,直到它们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

3,但为什么还有暴力?

即便在五种历史力量的作用下,人类大幅度减少了暴力,但暴力并没有绝迹,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平克的说法,暴力追根溯源,来自五个心魔:捕食,支配,复仇(一报还一报),施虐,以及意识形态。

“捕食或工具性暴力”(predatory or instrumental violence),就是实现其他目的的一个暴力手段。物质资源稀缺约束下,如果竞争者众,捕食暴力是常见的手段。平克说的第二种“支配欲”(dominance)表现为对权威、声望、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复仇心”(revenge)激起了人类的道德冲动,施行报复、惩罚,伸张“正义”。“虐待狂”(sadism)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意识形态”(ideology)则是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它通常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为了追求自己所在共同体认定的“善”而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戕害其他共同体。

根据分析单元的不同,表现出来的暴力既可能是个人之间的斗争,也可能是种族和国家间的战争。

从个体层面来讲,人从不缺少使用暴力的自私动机。只不过历史上那些尸横遍野的暴力记录通常发生在大量人追捧一种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尽管几乎所有意识形态的终极目标都是实现更大的善,但不同意识形态都想垄断对善的定义,一旦出现不同意见,就想从肉体上消灭异见者。

意识形态以理想主义驱使人们相互残杀。比如十字军东征、欧洲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俄国内战、越战、纳粹集中营以及斯大林、波尔布特的大屠杀。平克认为意识形态之所以危险,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意识形态承诺的终极完美不允许信仰者有任何妥协;为了实现最后的乌托邦不惜任何代价;其他意识形态是绝对邪恶的,因此必须被彻底摧毁。”

心魔根深蒂固,也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能压制,不能根绝。

4, 人性中更好的天使 

但平克还是乐观的,因为人性中有更好的四位天使:“共情”(empathy),“自制”(self-control),“德行”(moral sense),和“理性”(reason)。

共情让我们认同他人的利益,并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样一来,我们就更偏好合作和利他,而非暴力剥夺。根据平克的说法,媒体报道、回忆录、小说、历史书籍和其他各种替代性体验的手段扩大了我们的集体同情意识,推动了人道主义革命、长期和平、新和平和权利革命。即便共情只能按照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有限优先,但依旧能减少暴力,因为差序格局外端的对陌生人来说,即便我不爱你,但也没必要杀你。

而自制能抑制基于心魔的冲动,避免暴力冲突。德行使一群人将一套道德规则和戒律共识化,来约束众人。尤其是这种规则和戒律一旦正式化变成法律,有了国家暴力机器的背书,就更能约束众人。

平克对理性这位天使尤其有信心,认为理性能让我们超脱有限视角,引导其他美德。平克在他之前的《白板》一书中,提出“悲剧观”(对人性的缺陷逆来顺受)和“乌托邦观”(拒绝承认人性存在弱点)是两种极端的人性观,也是决定右翼和左翼政治思想的最大分野。但平克进一步指出,人的头脑不是白板,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人有理性,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启蒙人道主义的引擎——理性主义,永远不会被特定时代中人们推理中出现的缺陷和错误击败。理性总是能够退后一步,记录缺陷,修正规则,避免下一次再犯错误。”

这里的问题是基于共情或德行,人们往往依情感行事,这是否与依理性决策相悖?正如卡尼曼讲系统1和系统2决策不同,常见的偏见似乎是理性常常无力对抗情感。当休谟写下他的名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的时候,是不是也意味着“理性的不足”呢?休谟认为理性只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取决于思考者的情感。

但按照哈耶克和弗农·史密斯的看法,不符合建构理性的“情感”往往是长期演化的产物,符合演化理性。所以长期以来,即便体现为情感,演化理性也“决定了我们的意志,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选择有益而非危害人类的行为”。


5,以教育致和平

归根结底,长久和平离不开个人共创(co-creation)。杜威讲教育与民主的关系,到今天依旧成立。而民主是抑制暴力的良方。

平克引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门楣上的大字:“麻省需要人民接受教育,唯此秩序与自由方有保障。”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有一定知识的民众是民主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无独有偶,阿玛蒂亚·森在讲基本能力时也提到,在现代民主社会,文盲是无法有效践行民主的,因为文盲连投票给谁都不知道。

按照平克的意见,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门楣大字里的“教育”是指“阅读和算术,是理解民主政府和公民社会赖以存在的原则,是评估领导人和他们的政策的能力,是对他人的存在和多元文化的自觉意识,是对这个共同体内受过教育的成员都具有如此共识的期盼”,而这些能力与理性紧密相关。

那么教育到底是不是民主的前提呢?心理学家海纳·林德曼(Heiner Rindermann)结合不同的数据库,测试了一个时期(1960—1972年)中一个国家的教育和智力水平,是否能够预测后面一个时期(1991—2003年)这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的水平。如果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理论成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如前一时期的国民财富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先期的教育和智力水平应该能提升该国的民主和法治水平。林德曼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其他所有因素不变,过去的教育和智力确实能够预测日后的民主和法治(还有繁荣)。而学校教育只有在和智力相关的时候,才对民主有作用力。所以平克据此认为,在教育辅助下不断提升的理性能力,通过推进民主,让世界变得更和平了。

所以教育不仅直接减少暴力,而且通过传递民主和平的价值观减少暴力,更甚通过共创公共产品和服务,维系和增强民主减少暴力。

更重要的是,教育能帮助人以共情、自制、德行和理性战胜掠夺欲、支配欲、复仇欲、施虐欲或者意识形态的偏见,走上长久和平的道路。

平克这本书,从文学作品到统计数字,从历史到生物学,旁征博引却又引人入胜,文笔出色令人赞叹不已。

另外我还大致在微信读书上翻了一下这本书的中译本,令人高兴的是整体翻译上佳。就是书名把better angels翻译成善良天使,稍微有点偏颇。比如其中一位人性中“更好的天使”是理性(reason),不同于善良,但有助于善良。另外serial killer被翻译成了系列杀人犯而不是更常见的连环杀手,或多或少表明译者对暴力的认识还有点盲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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