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的结拜兄弟吴国桢，二人因阵营不同爆发争吵，最终分道扬镳

1938年的一天，当时的汉口市市长吴国桢，连夜坐车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吴国桢直截了当的说道：我叫吴国桢，我是汉口市的市长，我找周恩来。

工作人员进去报告后，没过一会儿，就听到周恩来同志高兴的声音：峙之、峙之、我们总算见面了！

二人进屋后，吴国桢没有开口说话，而是等待着周恩来同志开口——这是多年前养成的习惯，大哥不开口，他是不能说话的。如今的吴国桢，虽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汉口市市长，但在他心里，依然把周恩来同志当做自己的结拜大哥，即便他们已经18年未见面。

1913年，周恩来同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而吴国桢是次年进入南开大学的，算是周恩来同志的学弟。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去宿舍找一位名叫吴国柄的同学，因此结识了吴国柄的弟弟吴国桢。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痛恨贪污、想要救国、万丈雄心、向往革命。

二人观点相近，越聊越投机，甚至生出了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他们与另一名共同好友李福景一起结拜为兄弟。在这三兄弟中，周恩来同志最年长，也就做了大哥。吴国柄与李福景发自内心的佩服周恩来同志，也是从那时候起，他们自发养成了大哥不开口，他们便不说话的习惯。

1920年，周恩来同志要去法国勤工俭学，吴国桢要去美国，这一分别就是18年，且之后又各自加入不同的阵营。远渡美国的吴国桢，拿到了博士学位，在政治上加入了国民党。当他得知周恩来同志加入了共产党时，第一反应是：我用生命打赌，不可能的！

但吴国桢赌错了，他本以为周恩来同志是百分之百的儒家信徒，但他永远也无法理解周恩来同志在接触到共产主义时的思想变化。直到1938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他们才重新建立了联系。

就当时国民政府给的军衔而言，周恩来同志已经是军委中将副部长，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对于吴国桢这位18年未见的结拜兄弟，周恩来同志还是很想念的，专程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吴国桢的家里探望。巧的是，此时身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恰好有事外出。

周恩来同志没有见到吴国桢，就给他的妻子黄卓群留话：我是国桢的好朋友，这是我的名片，他回来之后，就说我来过。

当晚，吴国桢回家后，从妻子的口中得知，有一位共产党来过，当听到是周恩来同志，并看到周恩来同志的名片后，吴国桢当即起身，连夜坐车前往八路军办事处。

二人坐定后，由于周恩来同志只是打量着他，迟迟不说话，吴国桢只好率先口，询问周恩来同志的近况，在这边住的是否习惯。但周恩来同志则比较客套，吴国桢想象中结拜兄弟见面后的热烈场面并没有发生。

吴国桢当时认为，二人属于不同的党派，周恩来同志不太想理他，因此没聊多久就匆匆告辞了。但实际上，这恰恰是周恩来同志对他的保护。毕竟蒋介石对于我党以及周恩来同志非常忌惮，如果吴国桢与周恩来同志聊的热火朝天，只会给他带来麻烦甚至是生命危险。好在不久后，吴国桢想明白了这个道理，越发钦佩周恩来同志的高瞻远瞩。

后来，二人约定了时间，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聚餐，这一次他们谈的很投机，且周恩来同志还专门给吴国桢带了两瓶好酒。周恩来同志送酒的时候，专门提醒吴国桢这一天是他的生日。要知道，吴国桢自己都忘了这件事，但周恩来同志记得，吴国桢十分感动——18年未见的结拜大哥，依然记得自己的生日。

遗憾的是，深信资本主义，为治下百姓做过很多贡献，且在国民政府中名声极好的吴国桢，婉拒了周恩来同志的邀请，没有加入我党。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有预谋的发动了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同志就此事与吴国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面对周恩来同志的责问，吴国桢认为这只是“军纪问题”，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实则是强词夺理。最终，自知理亏的吴国桢负气离开，此后二人的关系便冷却到冰点。在此不得不佩服周恩来同志，虽然一向儒雅随和，润物无声，但面对原则性问题，一定是实事求是，坚定不移。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由于需要美国的支持，因此有着留美经历的吴国桢得到了重用。美国在朝鲜战争失败后，台湾也发生了内斗，被蒋介石怀疑的吴国桢遭到了清洗，好在其当时恰好在美国，听闻风声后便不敢再回台湾。之后吴国桢得知好友被软禁，迫害，便开始在美国大肆揭露蒋介石的任人唯亲和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行为。

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后，吴国桢越发关注我国，之后多次安排亲友到我国观光。他曾多次表示对我国的未来充满信心。遗憾的是，1984年，应邀回国观光的吴国桢，在出发前突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