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忠 | 评高人雄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

李世忠

晋政权南迁至隋统一天下260余年间，中国大地政出多门。以北方地区论，先后出现“五胡十六国”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其建立者除汉族外，更有匈奴、氐、羌、羯、鲜卑等少数民族。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了这些政权治下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风貌，然学界于此期民族文学之研究，迄今却甚为薄弱。言北朝文学，多以数位汉族作家为主，其他民族文学则少有论及。高人雄教授新著《北朝民族文学叙论》[1]，以65万字篇幅，在北朝时期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贯通各民族文学创作，系统梳理、审视此期民族文学诸生动复杂现象，微妙嬗变特征，及发展历史进程，对北朝民族文学在中古文学史上所占地位进行了充分论析，确为一部填补学界研究空白之力作。

《北朝民族文学叙论》立足北朝时期各民族文学发展之全局，阐释其演进嬗变，架构宏大，极富发见拓展。全著除绪论外，共分十五章。第一章，介绍十六国、北朝诸民族社会文化，着重就北方少数民族源流问题，十六国、诸魏、北齐、北周及西域诸民族与柔然、敕勒、突厥诸少数民族政权建立、运行情况等，进行系统阐述，以彰显此历史时期民族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此为全书立论之基础。第二至四章，讨论十六国时期民族文学创作，着重探讨诸燕慕容鲜卑文学，前秦后秦氐羌文学，前赵、夏、北凉匈奴文学及后赵羯族文学等。尤其对慕容鲜卑歌、散文及吐谷浑鲜卑文学创作的背景、特点等进行了详细论证。第五至九章，论述北魏拓跋鲜卑文学，北齐六镇鲜卑与北周宇文鲜卑文学，北朝民歌谣谚，北朝鲜卑文人诗创作及北朝民族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问题。第十至十一章，探讨北朝时期西域民族文学与突厥文学。着重讨论粟特文书、摩尼教忏悔词与赞美诗的文献来源、特色、文学价值。同时，就古代突厥文碑铭文化因子、历史价值与文学成就等展开论析。第十二至十四章，探讨西域胡僧译经与文学的关系，讨论佛教传播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之交流，考察北朝佛经翻译文学叙事特征及佛学经典《妙法莲华经》的文学特性等问题。最后一章，就西域乐舞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诗词文学发展的意义展开论述，阐述发达的西北少数民族音乐歌舞对中国诗词文学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这样的结构框架，实际上反映了作者将文化、民族史学、文学研究等相结合，将文学问题置北朝各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予以审视的宽阔学术视野。

作者曾这样指出，由于战乱及政权更迭，中国传统文学在北朝时期的北中国出现断裂，“然而传统文学的断裂却为新型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北朝文学正是处于这种转型期，虽然文学成就远逊于南朝，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却十分重要。……因此，对北朝文学的研究势必要在大中华的各民族文化交流和文学演进的框架中展开，从多民族的视角出发去审视其成就与意义。”[2]故著作所有论述，始终抓住两条主线：一是战争、动乱、贫富分化的社会环境及政权更迭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一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对其文学产生的影响。在此前提下，作者又十分注重从民族历史、心理、意识等角度，考察北朝各个时期民族大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人思想领域发生的变化及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这样，尽管所涉研究对象纷繁复杂，但全著叙论结合，高屋建瓴，条理清晰。

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既关顾对时代政治生态、特定历史时期文化背景、文艺氛围、文学传统的宏观考察，又注重对所涉作家生平事迹、仕宦经历、创作本事的考辨，以求知人论世；既有分时期、按群体，对文学现象的耙梳，又有对北朝文学整体发展进程的勾勒、描绘；既有规律的总结与原因的探讨，又有各阶段作家作品及其所取得成就之分析、定位及优劣排比。全著所涉北朝文学，论文体，有诗赋歌谣、碑序散文，也有书信政论、宗教文献；论作者群体，有帝王将相、皇亲后妃等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上层人群，也有学者文人、贩夫僧众等中下层文学创作者。这样的宏观把握、微观审视的研究思路，保证了作者能够将此期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多层次、全方位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对拓展相对逼仄的北朝民族文学研究空间来说，具有开创性意义。

著作注重阐释北朝文学全局，反映在研究方法上，是比较、互证方法的广泛使用。如第六章，作者将西魏、北周文学与东魏、北齐文学发展态势展开横向比较。认为东魏、北齐的赋、碑志等在数量上多于西魏、北周，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东西部文学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其形成之因，一是地理环境、文化基础，一是二者汉化程度有别，西魏北周因鲜卑文化曾一度占主导地位，加之宇文氏从六镇鲜卑文化走进了相对荒凉的关陇文化区域，故其文学发展相对滞后。这样的比较，很容易使读者了解此期北方文学发展之概貌。通过不同民族、政权下文学现象之比较，作者同中辨异，异中察同，既准确界定研究对象，有利于将问题探讨引向深入，又客观上使读者对北朝文学发展不同阶段的概貌能有一个深入了解。

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而新观点的提出须有缜密的论证。北朝文学所涉历史时期漫长，时间跨度大，文学史料复杂，然《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一书却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分时代、按地域以洞烛幽微的剖析与精细有力的论证，将宏观把握落到实处。保证了全著论述建立在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之上。

首先，针对特定对象，作者注意研究体系的建构。如第七章论北朝民歌，作者除详论此期民歌文本内容、艺术特色，分析其名篇外，还着重就北朝民歌创作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可考篇目、时间跨度、族属问题、虏音汉音创作、艺术源流与影响等，展开深入论析，从而建立了有关北朝民歌研究的完整体系。

其次，立足文本，从作品的形象、情韵分析出发，阐释北朝民族文化与文学之关系，也是本书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如第五章，论北魏肃宗明帝元翊之母胡充华《杨白花》一诗，作者在对该诗进行文本分析后指出，此诗率直表达大权在握的胡太后对杨华的眷怀之情，展示了一个临朝听政的女强人，感情柔软、凄苦的一面。为什么身为最高统治者的胡太后会写下如此作品？这与北魏鲜卑族妇女在爱情、择偶问题上不象汉族妇女那样受封建礼教制约有关。大胆、泼辣的灵太后胡充华写思念情人之诗，说明她不仅敢于挑战封建礼教，也显示鲜卑妇女社会地位比汉族妇女高得多。

其三，本著的理论创新还体现于作者将文学事象的论述，引申至对文学发展本质规律的探讨与总结。如本书在分析北魏拓跋鲜卑族文人散文成就之后，对这个群体文学创作得失之因有如是总结：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散文作者大多身为帝王大臣，须从事政治，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纯粹的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北魏执政者应用类散文类文章居多且发达，而不能在纯文学作品艺术上产生突破的原因之一。又如，本书在探讨北魏孝武帝文学创作成就之后，针对其帝王身份，作者指出，如孝武帝这样的作家，由于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故只要认真创作，其文学作品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同时，帝王文学因为是出于社会政治需要，是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因此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其某些创作在当时成为绝唱之因。

其四，因注重创新，故本著新见迭出，不少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如有论者指出：“北方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经济惨遭破坏，兼之典籍随文人南下，北方文坛，几乎一片赤地”。[3]但本书作者在对现存北朝民歌的数量、著录、流传时间、性质等进行审慎考辨，尤其对文人创作与民间流传乐府民歌中的汉音、虏音创作问题，民歌族属问题及其争论等进行全面探讨后，认为氐、羌等民族作为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组成部分，他们或独立、或与他民族交流融合所创作的、能体现其民族精神与生活的民歌与军国文翰，量虽不多，但填补了这段历史时期文学史空白，是北朝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角落，对当时及后来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论断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关于十六国时期文学创作问题的误解。

又如北周文坛两位重量级人物庾信、王褒，均为由南入北的汉族作家，他们对北周民族文学发展产生过极大影响。然为什么这两位“南人”入北后，尽管“不无秋气之悲，实有图穷之恨”，却又都受到了北周统治者极大礼遇而获“高官美宦，有逾旧国”？学界一般认为是因二人“有北朝文人无可企及的文学艺术修养”，北周皇族“都雅好文学”使然。[4]然，本书作者认为：北周文学尤其是诗歌，在庾、王入北前，几乎是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乏人问津，该二人入北，因正好迎合了宇文氏推行汉化的目的，所以二人政治地位比在南朝时要显赫得多。

又如北朝民歌《折杨柳歌》（其四）后两句“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一般认为传达的是北朝时期胡、汉语言不通，“民歌大多用本民族语言创作”这样的事实。[5]但本著作者认为，这首诗实际上是北朝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发生文化摩擦的产物。因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实施，加大了六镇鲜卑人和南迁鲜卑人之间的差距，动摇了六镇鲜卑原本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使得六镇鲜卑仇视中原汉族文化，提倡复兴鲜卑文化。六镇成为鲜卑文化共同体代言人，他们不满北魏政权，更不满北魏之汉化，故在北齐、北周瓜分北魏政权之后，恢复鲜卑习俗，杀戮汉族人士以泄愤，其中以北齐表现最为明显。这首民歌中所唱出的“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正是这种复仇心态的体现。

其五，书中有些论述，则显见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推进之功。如曹道衡在《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中评论元熙的两首诗《致僚属》、《赠友人》云：“此二诗皆说理，不见文采”。[6]本书作者则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不见文采的原因，非北朝宗室文人不擅文辞，而是受传统儒学的影响，在涉及到家国政事的题材中，作者采用了最为平实、质朴的语言，将深沉的热爱、强烈的激愤，几经按捺而后娓娓述出。该二诗作者在平淡中蕴育了极大悲凉，他将自己忧国忧民、饱含沧桑的政治家形象搬上诗歌，让读者看到一个顶天立地男子面对时局动荡的痛心，和对乱臣贼子之痛恨，正是由于这样的痛恨，才能够让他举旗反抗，即使失败也毫无愧色，从容就义，这是宗室一员必尽的义务和责任，纵然在挺身赴难时有无限的感伤却也没有丝毫的后悔，可知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已经在北朝宗室文人当中形成根深蒂固、不容置疑的概念，这是儒学在诗人思想和诗歌内容上的反映。这样的见解烛隐发微，促人深省。

学术研究中，科学结论之得出，与研究者对资料的占有、使用有莫大关系。《北朝民族文学叙论》一书，据其所列参考文献知，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曾翻检相关文献著作230余种，阅览、参考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种，外文出版物50余种。这些资料涉及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语言、宗教、音乐、民俗等诸多学科。作者在充分吸收借鉴学术界代表性研究成果，尊重同行劳动，注重学术规范基础上，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全面整理与精审选择，从而保证了本书的学术前沿性及论证之科学、结论之可靠。

如第十五章论西域与中原乐舞文化交流历史，讨论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一曲对汉代音乐的影响。为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先引《晋书·乐志下》、《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一》相关记载，说明汉李延年在《摩诃兜勒》曲基础上更造新声二十八曲，从而产生汉乐府诗之横吹曲的情况。然后又引崔豹《古今注·音乐》所载，说明李延年二十八解内容多与边塞战争或生活有关，再引《乐府诗集》所载曹魏时的横吹曲，以说明其抒情内容，最后引江淹《横吹赋》形容横吹曲悲凉情况的文字，进一步证明此曲确乎具有抒情刚健、悲凉的一面。如此层层论析，既说明了西域乐曲传入中原后产生的广泛影响，又对其流变说得一清二楚。

又如，论西域民族之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于阗乐、伊州乐及悦般乐等在内地传播史，也是层层立论。如论龟兹乐之传入内地过程及其风格，作者先后引用了《晋书》所载五胡十六国时，前秦大将吕光率大军攻西域诸地，灭龟兹国，将大批龟兹乐人、乐舞带回中原的情况，再引《隋书·音乐志》说明吕氏亡后，龟兹乐之分散、流变及其在北齐、北周等朝受到喜爱的情况，又引隋诗人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之诗句说明其演奏情况，最后引《通典》、《新唐书·礼乐志》及唐诗人元稹诗歌等资料，说明龟兹乐在唐代的传播及其表演盛况。这样的论述，因所使用文献权威，取证丰富，取舍、排列精严有序，故其论证有极大说服力。

当然，本书可称道之处还有很多，譬如其行文语言。因作者长期以来潜心研究少数民族文献，对北朝民族文学这块尚未完全开掘的宝地情有独钟，故本书论述中，不乏饱蘸感情之笔墨。如第五章论胡太后诗，论北魏诗人拓跋熙诗及其死事，均语带含情，显示了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敏锐把握与深刻理解。类似这些方面，都有待读者诸君细细体会。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编校：王文洲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