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宏丨“焚留之山”与“草原丝绸之路”

内容提要

通过梳理前贤今人之成果，考定周穆王一行自“张掖”东归途中，先由“草原丝路”经“浚稽山”北上“龙城”，又自“龙城”东南向径绝大漠。“长沙之山”即今阿拉善高原北界之“洪果尔山”；“文山”即今杭爱山，或曰杭爱山脉之东南端；“焚留之山”即今“约勒河谷”，其地在今蒙古国南戈壁省“汗洪戈尔县”境，位于“汉受降城”之西北。《汉书》所称之“浚稽山”即今图音河下游之“古尔班博格多山”，“鞮汗山”即今戈壁阿尔泰山之南支。

据鲍桐先生考证，“汉受降城”当位于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乌力吉苏木“巴格毛德”附近：“根据实地考察，从鸡鹿塞出师，穿越狼山之后，即至今乌拉特后旗海力索，沿海里沙漠东缘，经乌力吉苏木巴格毛德，便进入蒙古，沿戈壁阿尔泰山山脉南端呼和乌拉山西北行，经翁金河，便可至鄂尔浑河及其以西地区。现巴格毛德已辟为中蒙两国边境的通商口岸。……在巴格毛德附近有汉城障三个，还有一个石砌障城，障城东西为126.8米，南北124.6米，汉受降城应在这一带求之。……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汉五路大军征讨匈奴，御史大夫田广明出西河，‘出塞至受降城’……巴格毛德附近古城正符合这一条件，既在高阙西北，又处汉匈边界上。”[2]

俄罗斯学者A·A·科瓦列夫等则对鲍桐的说法做出了修正：“我们在南戈壁省做调查期间查看了蒙古国境内的瑙木冈（亦作瑙木贡）县内的巴音布拉格城址。这个城址位于北纬42度36分，东经105度10.5分，在瑙木冈县中心地区以南30公里处……这里有几处水量充足的泉水，每眼泉每小时出水量约2500升，当地居民在这里到处种满了蔬菜。城址为土质结构的城墙，（残）高约2米，宽约5米，城外有深约1米、宽约5米的城壕。……北城墙保存完好，长110米……城址以东60～70米处有一连串由北至南的四个土丘，可能是墓葬，其中的一个应该属于受降都尉……实际上这可能就是汉受降城。”[3]综上，笔者以为，谓“汉受降城”位于今蒙古国南戈壁省瑙木冈县与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巴格毛德”之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李）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李）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天汉二年（前99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武帝）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令军士人持二升糒（干粮），一半冰，期至遮虏鄣者相待……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1]2450-2455

其一，“遮虏鄣”即汉代的“居延塞”。张文平《遮虏障、居延都尉府与居延县》：“位于居延绿洲之中的汉代遗址主要有城障遗址6座……（白城）规模与K710城、K688城大体相同，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近130米。……K710城四角有角台，南门外有方形瓮城，而其他二城均无角台、瓮城。……初步推断，K710城为遮虏障，K688城、白城为分列于遮虏障左右两侧的卫城（参见图一）。”[4]

又，据刘振刚《遮虏障地望与李陵战败处辨析》：“《居延新简》上多次出现‘遮虏’简文，审其文意，遮（庶）虏是一专有地名。遮虏当即遮虏障。……汉人的饭量是‘一月吃石五至两石之间’，准此，‘二升糒’是一天的口粮，则‘陵败处去塞百余里’之‘塞’当指遮虏障。”[5]

其二，王北辰认为浚稽山应是今杭爱山脉东端某山：“‘龙城’在今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和林附近，然则浚稽山的位置必在‘龙城故道’上，距居延有三十日步行军路程的地方。《汉书·匈奴传》应劭注说：‘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所以为障蔽。’按这些条件看，浚稽山应是今杭爱山脉东端某山，山北即是鄂尔浑河上游、匈奴龙城所在，这里既被匈奴视为‘障蔽’，所以单于亲率三万骑兵在此迎击李陵也就可以理解了。”[6]

其三，邱树森认为浚稽山即今图音河下游之“古尔班博格多山”，其位置在今戈壁阿尔泰山以北、杭爱山以南：“该山脉由大博格多山脉和小博格多山脉组成，大博格多山脉在西，当为西浚稽山，小博格多山脉在东，当为东浚稽山。古尔班博格多山脉南有查干河，即龙勒水；小博格多山脉以南，有东西长七十余公里、南北宽一、二十公里的沼泽地，当即大泽。浚稽山至大泽一段为整个龙城道之中段，无论发自居延塞、遮虏鄣，或高阙塞、鸡鹿塞，或五原塞、稒阳塞，凡汉军通往匈奴龙城、单于庭之路均需经由此段，然后北上，到达龙城、单于庭一带。……阿尔泰山脉东支尼赤金山（今图作吉契吉涅因山脉）最东侧与古尔班博格多山脉之间有一通道，通道南有布尔呼台伊黑达坂山口，北有波哈尔奇赤达坂山口，这一通道为逾越阿尔泰山脉必由之路，当即为涿邪径。由涿邪径北上经浚稽山，沿姑且水（今图音河），至安侯水（今鄂尔浑河），再抵燕然山（今杭爱山脉），‘冒顿之区落（单于庭）’、‘老上之龙庭（龙城）’当在今杭爱山及鄂尔浑河一带无疑。”[7]笔者以为，王北辰的基本思路可取，但说法过于笼统，结论靠不住；验之以地形图，邱树森的说法无疑更为合理。图二即相关区域之地形图。据图二可知，《汉书》所称之“浚稽山”确在今戈壁阿尔泰山以北、杭爱山以南；所称之“鞮汗山”，应即戈壁阿尔泰山之南支，所称之“南山”应即位于南支与主干之间的“中支”；李陵扎营之处当在“浚稽山”以北、杭爱山以南，故称“军居两山间”。

《穆传》卷四：“庚寅，至于重□氏黑水之阿。……天子使重□之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器服物佩好无疆。曰天子一月休。……乙丑，天子东征，□□送天子至于长沙之山。……丙寅，天子东征、南还，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献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车，天子使毕矩受之。曰天子三日游于文山，于是取采石。壬寅（申？），天子饮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归遗乃献良马十驷，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天子之豪马豪牛，尨狗，豪羊，以三十祭文山。又赐之黄金之婴二九，贝带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归遗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天子主车，造父为御，……柏夭主车，参百为御，……乃遂东南翔行，驰驱千里，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奴乃献白鹄之血以饮天子，因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甲戌，巨蒐之□奴觞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献马三百，牛羊五千，秋麦千车，膜稷三十车。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献枝斯之英四十……，天子使造父受之。……乙亥，天子南征阳纡之东尾，乃遂绝□□之谷。（辛）巳，至于□□，河水之北阿。”[8]

考古调查发现，东起阴山，中经居延绿洲，西至天山中段，大致沿着北纬42度线，迤逦不断地分布着史前人类的活动遗址[6]，毫无疑问，自汉代以来屡入载籍的自“张掖”沿“黑水”北出“居延塞”的这条“草原丝绸之路”，在史前应该就已存在。这条道路应该就是《汉书》所称之“故龙城道”，亦即唐人口中北经“居延海”、“花门山堡”以达“回纥衙帐”的“凉州道”，今人亦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新唐书·地理志四》：“（自删丹县）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壖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故同城守捉也，天宝二载为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9]这里的“删丹县”即今张掖市山丹县；“合黎山峡口”即今正义峡，南北向，自正义峡村至大墩门村，全长12公里，最窄处只有50米宽，两侧山崖耸立；“宁寇军”故址即图一所示之“大同城”，在“遮虏障”西南、古“黑水”北岸；这里的“回鹘衙帐”，应即匈奴“龙城”之故地，位于今“哈尔和林”西北七十里。资料显示，当周穆王之世（距今3000年前后），“古居延海”的面积可达800平方公里[10]，可与鼎盛时期之“洞庭湖”相媲美。其时，“黑水”两岸水草丰美，“居延绿洲”宜农宜牧，依常识推断，“重□氏”是没有理由放弃这块“风水宝地”的。笔者以为，“居延绿洲”应即“重□氏”之“北疆”。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是因为“重□氏”的核心区域在今张掖市临泽县西南一带，而其“西疆”已远至“黑水”源头的“热水大坂”。不出意外的话，当时的“重□氏”应该是整条“黑水”的主人，而“居延绿洲”恰好位于“黑水”之尾闾[11]。因此，笔者以为，《穆传》所载之“长沙之山”应即今阿拉善高原北界之“洪果尔山”。理由有四：一是古人淳朴，送贵客一般要送至边境。关于这一点，《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载燕庄公送齐桓公入齐境，齐桓公遂将燕君所至之地割于燕，可为旁证；二是“洪果尔山”其时应即“古居延海”之北岸，或者，至少是距离“古居延海”北岸不远。须知，“洪果尔”是蒙古语，意为“淡黄色的山岗”。鉴于“洪果尔山”为东西走向、横贯阿拉善高原北界之干燥剥蚀山丘，古人视之为“长沙之山”似乎理所当然；三是《穆传》言周穆王一行离开“重□氏”的方式为“东征”而非“西征北还”或“北征东还”，说明主人与客人的分手之处已经远离了“重□氏”的核心区域。须知，自今张掖市临泽县一带至正义峡，“黑水”的流向是自东南而西北，出正义峡后其流向才转为东北。很明显，“主人”确实在送“客人”，与《穆传》所载“□□送天子至于长沙之山”的记载恰相符合；四是自初至“黑水之阿”的“庚寅日”，到离开“长沙之山”的“丙寅日”，满打满算为37天，与《穆传》所载“天子一月休”基本符合，亦可对“长沙之山”为“重□氏”之“北疆”形成呼应。

前知，“居延海”北三百里处为唐代的“花门山堡”，设“堡”之处当为必经之路。笔者以为，“花门山堡”之所在，应即沟通“戈壁阿尔泰山”南北之山口。鉴于《穆传》谓之“东征”而非“北征”，贯穿“戈壁阿尔泰山”的这条山间道路大致应为自西南而东北，与《新唐书·地理志》“又东北千里至回鹘衙帐”的记载应该相符。又，《穆传》谓周穆王一行“丙寅日”自“长沙之山”启程，“己巳日”到达“文山”，满打满算4天。如果“文山”确实位于匈奴之“龙城”附近，则4天走1300里，对于以马车为交通工具的周穆王一行，的确不是问题。再，《汉书》谓李陵率队退出“浚稽山”后“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据之推断，其退出“浚稽山”的道路或即前述之“涿邪径”。同理，周穆王一行在穿越“戈壁阿尔泰山”后，也需转向西北通过“涿邪径”穿越“浚稽山”。接下来的路线应该就是邱树森指出的由涿邪径北上，经浚稽山，顺图音河谷进至杭爱山南麓，跳跃至鄂尔浑河源头，之后沿鄂尔浑河谷东行出山，最终抵达杭爱山东麓之“龙城”（今哈尔和林）一带。元代哈尔和林通察哈歹封地的驿道即“从和林西过杭爱岭（山），西南行越金山（阿尔泰山）”[12]。又，鉴于《穆传》谓周穆王一行“东征南还”之后方至“文山”，应系顺鄂尔浑河谷出山之后，又向南走了一段。因此， “文山”位置当在“龙城”以南，图二所示之“阿尔拜赫雷”一带似乎可以满足这一条件。笔者以为，周穆王自“长沙之山”前往“文山”的这一路线，应该就是《汉书》所称之“故龙城道”。《穆传》所载之“文山”，应该就是今杭爱山，或曰杭爱山脉之东南端。

之所以将《穆传》所载之“文山”推定为今杭爱山，理由大致有四：一是今鄂尔浑河出山口的哈尔和林一带，是土地肥沃的冲积平原，森林茂密，水草丰美，古往今来皆为游牧民族之“大本营”，匈奴如此，回鹘如此，成吉思汗亦如此。明朝建立以后，元蒙贵族无处可去，就又回到了这里，直至公元1639年之后，才逐渐迁至库伦（今乌兰巴托）一带。以《古代社会》一书享誉世界的摩尔根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相同。”[13]验之以“龙城”在游牧民族心中之地位，其言不虚。二是“文山”出“采石”，采石应即“宝石”或“玉石”。据《蒙古国地理》：“蒙古的各种天然宝石是世界闻名的，杭爱山地、高海和乌兰巴托东面的格拉西、准巴彦、巴隆巴彦等地区都是蒙古宝石以及其他贵重的矿石——水晶、碧玉、玉髓、绿松石和石榴石等的主要产地。”[14]笔者以为，《穆传》所载之“文山”与今杭爱山皆出“宝石”，似非偶然。三即前述《穆传》“东征南还”之记载，的确与鄂尔浑河源出杭爱山南麓，东流出山之后又转向北流的地貌相符。古人依山而居，山之南麓既向阳又避风，自然是首选之地。地处杭爱山脉东南麓、今“翁金河”上游的“阿尔拜赫雷”，至今犹为蒙古国前杭爱省之首府，很难说与此无关。据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汪吉河（今翁金河）上游是忽必烈以前蒙古大汗的冬营地，从汪吉河上游到和林的驿路，应该就是蒙元初期皇帝每年冬春移营所走的大道。1254年4月卢勃鲁克跟随蒙哥合罕从冬营地‘北回’哈剌和林，就是走的这条路。”[12]15四是周穆王以三十只豪马、豪牛、尨狗、豪羊祭祀“文山”，很明显，“文山”是土著居民心目中的“神山”或“圣山”。在蒙古高原，能够称之为“神山”或“圣山”的，似乎也只有“杭爱山”。

在“文山”停留四天（己巳至壬申）之后，第五天（癸酉），周穆王一行便“东南翔行”，一日千里，至于“巨蒐氏”所在之“焚留之山”。笔者以为，这里的“一日千里”应属事实，并非神话。理由如下：《史记·赵世家》有“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15]之记载，可与《穆传》之记载形成呼应。司马迁下笔谨慎，当有所本。此其一。“焚留”者，“火后幸存之物”也。据《蒙古国地理》：“位于南戈壁省汗洪高尔县古尔班赛汗山的‘约勒河谷’（笔者注：应即南戈壁省首府‘达兰扎德嘎德’一带），面积为64平方公里。这里奇峰四起，绝壁断崖，松萝萦匝，是戈壁地区的装饰。经常有盘羊、青羊、豹子出没；犬鹫和皂雕在高空中盘旋；河谷中溪水潺潺；有多种药用植物。”[14]91注意，“约勒河谷”只是“戈壁地区的装饰”，事实上也是大漠上硕果仅存的一块绿洲。倘视戈壁大漠为“火场”，则其上仅存的这片绿洲岂非正是“焚留之物”？笔者以为，将“约勒河谷”命名为“焚留之山”，实乃神来之笔，既恰如其分，又形象传神，倘非作者曾身临其境，实难出此妙语。此其二。如前所述，“汉受降城”为周穆王东归必经之处，其位置就在南戈壁省的瑙木冈（一作瑙木贡）县一带。查蒙古国地图，如果自“阿尔拜赫雷”顺翁金河谷一路东南，则阿尔拜赫雷、汗洪高尔和瑙木冈三地之间的连线，几乎就是一条直线，似非偶然。此其三。“翔行”者，“马快如飞”之谓也。须知，“蒙古高原的戈壁，土质含有石质露出地面，有的地方满布砾石，有时也称为石沙漠，人在上面行走，没有什么困难。在这种荒漠上，不要修路，汽车也可以随便跑。”[16]一马平川，一望无际，纵马狂奔，岂不快哉！须知，周穆王一行平时走山路尚且一天三、四百里，在戈壁平原上驰骋，日行千里，并非不可能。此其四。选择径绝大漠南返“受降城”，似属冒险之举。据《穆传》，在到达“巨蒐氏”之际，“巨蒐之人”不仅请周穆王饮用了“白鹄之血”，而且还用牛羊奶为众人洗了脚。为什么这样？笔者以为，请周穆王饮用“白鹄之血”，是因为其整整一天水米未进，亟需补充营养；用牛羊奶为众人洗脚，是因为经过整整一天的站立与颠簸，众人的双脚都已肿胀，倘不及时“治疗”，不仅行动无法自如，而且会有受伤之虞。为什么这样匆忙地赶路？大漠之中水草匮乏，惟有快速通过，方有一线生机也。此其五。

离开“焚留之山”，周穆王一行又花了7天（乙亥至辛巳）才回到“阳纡之东尾”。“阳纡之东尾”即今乌拉山与大青山之结合部，亦即今“昆都仑沟”所在的今内蒙古包头一带[17]。关于这一段路线，笔者以为，应系自“焚留之山”（即今“达兰扎德嘎德”附近）东南行，先抵达后世的“汉受降城”（今蒙古国南戈壁省瑙木冈）一带，之后再由“受降城”沿“稒阳道”通过“昆都仑沟”，最终到达包头一带。关于“稒阳道”，《汉书·地理志》有以下记载：“稒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又西北得支就城，又西北得头曼城，又西北得虖河城，又西得宿虏城。”[1]1620据邱树森考证：“（汉）稒阳城为今内蒙古包头市东二十五里之古城湾，石门障为包头市北之鄂博口，光禄城为乌拉特前旗明暗乡明暗川之小召门梁古城。支就城无考，度其方位应在昆都仑沟北，阴山南麓一带，秦汉外长城附近。头曼城在其西北，当在阴山之中。虖河城又在头曼城西北，无考。更西北为宿虏城，余意宿虏当为留宿匈奴降者之意，即太初元年（前104年）因杅将军公孙敖所筑之塞外受降城。……该城在阴山北，近大漠不远。”[7]又，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呼韩邪单于曾“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光禄塞”即“光禄城”。据之亦不难推知，“汉受降城”与“光禄城”之间的道路应该是畅通无阻的。

周穆王自“文山”（阿尔拜赫雷）前往“焚留之山”（约勒河谷）的路线，很可能即元代岭北行省驿道——“木怜道”——穿越大漠的部分。须知，“木怜道”大致分为四段，其中：“第三段：过天山（大青山）而北，经净州（今内蒙古卓资县六苏木乡城卜子古城），出沙井（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之北大庙古城），入‘川’（译言‘沙漠’）中。至于‘川’中诸站，由于资料缺乏，今地颇难考定。第四段：过‘川’中入岭北行省境，接和林南驿道，经汪吉河（今翁金河）上游地区，而后北上到达终点站——和林。”[12]13-14倘此论成立，则笔者似乎又在无意中“攻破”了一道元史研究的“难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关于“木怜道”的大漠路段，好像仍未定论。

参考文献

原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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