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夫妇的遗体火化后骨灰无人敢认领，一个27岁的姑娘决定站出来，冒充傅雷的养女去领骨灰。

姑娘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领取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以傅怒安（傅雷的原名）的名字，送到永安公墓存放。此后，她还匿名给高层写了一封信，反映傅雷夫妇是如何含冤离世的，反映她的身边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悲剧。

这位姑娘名叫江小燕，她与傅家毫无瓜葛，她只是读过傅雷的作品的粉丝，出于义愤，挺身而出。

与傅雷一样，江小燕也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在中学时代她就拒绝揭发她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因为为傅雷鸣冤，她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在当年可是够得上枪毙的罪名。

但因为涉嫌反革命，江小燕一直独身。

多年以后，傅家后人不忘她当年的义举，总想找机会做些报答。她却始终退避三舍，淡然处之：“我与你们傅家毫无关系！”

她唯一接受的报答是收下了傅聪的一张音乐会门票。听罢傅聪的钢琴演奏后就悄然离去。

在《书屋》中有登载过江小燕的一封信，详实地道出当年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其中有谈到内心感受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

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声誉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傅聪是杰出的钢琴家，但他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骄子，有位女钢琴家亦可与之相媲美。

她叫顾圣婴，比傅聪小三岁，与傅聪是邻居，而且师出同门。1941年，4岁的顾圣婴和7岁的傅聪一同跟着傅雷好友雷垣学习钢琴。

傅聪的父亲傅雷也是顾圣婴的文学启蒙老师。

天赋加上名师指点，顾圣婴的音乐之路犹如开挂般停不下来。

小学三年级时，顾圣婴就获得上海儿童钢琴比赛第一名。

初中二年级时，顾圣婴又拜了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为师，学习钢琴。

1953年，顾圣婴在获得著名钢琴家李嘉禄教授指导后，开始正式的踏上舞台。

16岁时，顾圣婴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同台演奏了《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受欢迎。次年，她考入上海交响乐团，被任命为独奏演员，挑起了钢琴独奏的重担。

1956年，顾圣婴进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凭借过人的琴技，她获得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克拉甫琴科两位大佬的青睐，传授她钢琴上的技艺。

不久后，顾圣婴就去到了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学习。

1957年，正在莫斯科学习的顾圣婴参加了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并荣获金奖。这一年，顾圣婴20岁。

1958年10月，她受邀赴日内瓦参加第14届国际音乐比赛，再次斩获头筹，震惊世界。瑞士报纸上称顾圣婴为：“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

在日内瓦音乐比赛后，西方的一位著名经纪人亲自登门，想要和她签订合同帮她赚钱提高知名度。

但顾圣婴想都没想就回答：“我是中国的艺术工作者，我的一切活动都听从我们国家安排。”

1960年3月，在华沙举办的第六届肖邦钢琴比赛中，顾圣婴又一次成为冠军。

1966年，一场运动开始了。9月2日晚上，傅雷夫妇上吊自杀，顾圣婴一家都看在眼里。

顾圣婴一家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除了上班、上课外，就只有躲在家里惊悚不已。

“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等一个个大“帽子”飞向顾圣婴。

在一次批判会上，瘦弱的顾圣婴被一个精壮男人狠狠打了耳光。

1967年1月31日，时年30岁的顾圣婴与母亲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在家中打开煤气自杀。

据目击者称：“她面容惨白，头发塌在地上，她们在家时是相拥在一起。”

1979年1月，国家为顾圣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如果傅聪不走，他会比顾圣婴更幸运吗？

马思聪的“叛逃”更惊险，更悲壮。

1966年6月16日，马思聪进“集训班”。8月9日，隔离审查，监督劳动，反省交待。8月14日晚，大字报贴到了马思聪家。16日，夫人王慕理携子女潜逃（先后藏身于南京和广州）。22日，马思聪被批斗；8月末，抄家。

在这场运动中，马思聪经历了什么呢？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渢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

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

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人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

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

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1966年11月，马思聪因肝病复发被准予返家。11月22日，逃亡中的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动员父亲逃离中国。12月，马思聪穿着深蓝衣服，戴上大口罩，挤上了南下的列车，开始了逃亡之旅。

到达广东以后，马思聪一家在丹灶、广州、江门等地躲藏。

1967年1月15日晚，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和儿子马如龙乘汽船离开黄埔港，过零丁洋，到达香港，后逃往美国。

1967年5月，专案组对马思聪案作出“叛国投敌”的定性。在国内的亲友几十人不同程度受到马思聪牵连，命途多舛，其中，在上海的二哥跳楼自杀，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逃往异国的马思聪一直在盼望着能有一天回到自己的祖国，尽管背负着“叛国”罪名被无数国人指责辱骂，他仍然多次表示“我要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也曾不止一次发表言论表明：“我没有对不起我的祖国，相反我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在《我为什么逃离中国》中，马思聪这样写道：

我背叛的不是祖国，而是那些背叛祖国的人！

遗憾的是，出逃以后，直到1987年逝世，马思聪再也没能回到中国。

但是，直到今天，中国人民仍然在听他的《思乡曲》。

1985年，马思聪获得平反。

2007年，马思聪的骨灰回到中国，归葬广州麓湖聚芳园。逝世四十年后，马思聪终于魂归故里。

2012年，马思聪诞辰100周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以及马思聪的家乡广东海丰等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出逃的远不止马思聪和傅聪。1970年9月，已经58岁的陈子美（陈独秀的女儿）请人把5个装酱油的铁皮桶绑在身上，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毅然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鹏湾。

经过10个小时的漂流，九死一生登陆香港。因害怕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内地，其后陈子美带着儿子千辛万苦前往加拿大，最后又移居美国，并于1989年入籍美国。

而在广东省，“大逃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竟成为风潮，几乎村村都有。

他们的去国，多是特殊时代被迫无奈的行为，“为了活命而背井离乡”，与“叛国”扯不上多大关系。

也正因为此，所以在20年后，归来报效祖国的傅聪，仍然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超高礼遇。

不止是傅聪，许多通过各种渠道逃出去的，包括逃港逃台的，可以光明正大地回来，回来就是爱国侨胞，归国侨胞。

国家为他们恢复名誉，团结统战，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好局面。

乌兹别克斯坦落后的医疗条件，没有条件为她的儿子提供更好的治疗。

正在丘索维金娜为儿子的病情焦头烂额时，德国抛来了橄榄枝:如果她能代表德国参赛，就将免费为她的儿子提供治疗。

丘索维金娜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宝级运动员，要不要转换国籍自然也不是她个人的事情。

乌兹别克斯坦为此事召开了会议，勒令她休想叛国变节。有代表在会议上指责丘索维金娜，说她其实早就想移民了，孩子的病只不过是借口罢了。

一边是孩子的生命，一边是“叛国”的罪名，丘索维金娜陷入了困境。

最终，为了儿子，丘索维金娜背上了“叛国”的骂名，在31岁时披上了德国的战袍。

2008年，丘索维金娜代表德国参加了北京奥运会，拿下跳马银牌。同年，她的孩子痊愈出院。

再说回到傅聪，他叛国了吗？

从1979年开始，傅聪几乎每年都回国演奏、讲学，还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过，为国内的音乐事业没少出力，郎朗、李云迪和陈萨等年轻的钢琴家都受过其教诲。

傅聪刚回国演出时，一度遭遇了各种冷嘲热讽。甚至有文化层面的人士发出诘问：我们在国内遭受“**”苦难，如今连副教授都未能评上，你们请一个叛国者回来演出，这是提倡什么道路，树立什么榜样？

这些经历过苦难的人，不是想着如何防止苦难卷土重来，而是继续用“扣帽子”的方式给他人制造苦难，真是不可救药。

傅聪说，阿什卡纳齐绝对是爱俄国的，他也怀念自己的祖国，他不怀念的只是斯大林那个时代。

阿什卡纳齐对俄国的感情，与马思聪“背叛的不是祖国，而是那些背叛祖国的人”异曲同工。

傅聪的去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现在那些骂傅聪叛国的人，跟当年逼死傅雷夫妇的人，其实是同一类人。他们拿着贴有祖国标签的大棒胡抡，对自己的恶却从来没有过反省，也没有过公开的忏悔。

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经常听到对那个时代的怀念。

对于这些人这些声音，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如果有一天让这帮人掌握了权力，那将是这个国家可怕的梦魇。

傅聪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