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研究的“互文性”转移及其胜境

摘  要：《金瓶梅》的文本多袭用前人文本，可谓八面来风，理应注意从“互文性”视角加以探讨。这种探讨无需另起炉灶，可以循着以往作者研究、源流研究的路径前行。

首先，抓取以往关于作者与成书研究的“笑学”与“集撰说”研究所使用的内证材料，持之作为互文对证材料，以通向“金学”之文本关联研究。

同时，从以往关于《金瓶梅》“渊源”“影响”研究所梳理的文本传承系统，以较为便捷地直通“互文性”研究胜境。再就是，从经典的前文本放眼《金瓶梅》“互文性”之纷繁复杂，从正反、大小等多个维度探讨仿拟、镶嵌、编织、脱化而成的五彩瑰丽的文本图景。

最后，再从《金瓶梅》纷繁的“互文性”研究反观“笑学”“金学”存在的问题，从而完成《金瓶梅》研究的良性循环。

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可以踏破“笑学”“金学”研究的山重水复，从而全面步入《金瓶梅》文本研究的柳暗花明。

关键词：金学；互文性；文本模仿；镶嵌；颠覆；意义增值

近年，借鉴现代西方文论家们针对先后或同时周围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渗互涉等现象所提出并阐发了的“互文性”理论重新审视有关文本互涉、文本关联等问题，成为文学研究的新增长点。[①]

众所周知，《金瓶梅》袭用其他文学作品不计其数。除了《水浒传》之外，还对宋元明三代的史实、话本、戏曲及民间散曲时调传奇等作了大量的采录。

无论是“词话本”，还是“崇祯本”，都注意吸取前人及同时人的小说戏曲文本，从而形成有迹可循的文本大观。

对此，我们不妨将研究重心从“笑学”转向“金学”，从“互文性”路径进入到对《金瓶梅》所饱含的量大质优的文本互涉图景的新解读中，从而打开“金学”研究的新局面。

一、从“笑学”文本内证到“金学”文本互证

前些年，尽管过热的“作者归属”“思想价值”或“社会意义”等“外部研究”并非全然属于舍本逐末，但其落脚点却往往流于“作者谜团”“成书方式”等问题上，而这些问题又一时间难以搞清楚，人们不免生出“可怜无补费精神”之叹，并呼吁回归作品或文本。

在《金瓶梅》研究上，学人们逐渐不约而同地选择从面向作者的“笑学”研究转向面对文本的“金学”研究。

许多旨在破解“笑学”问题的文本比对，虽然不能解决《金瓶梅》作者问题，但实际上属于“互文性”研究，无疑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高关于这部小说的文本分析和解读的水平。

在自《金瓶梅》诞生迄今的四百多年里，人们抱着“读其书而欲知其人”的强烈愿望，使出多种解数对其作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考证，力图揭开“兰陵笑笑生”的面纱，并提出了身处明末至清初的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冯梦龙、汤显祖、贾三近、薛方山、赵侪鹤、冯惟敏、徐渭、卢楠、李笠翁等五六十位候选人。

对这种不懈的作者考证，有人仿拟“曹学”（曹雪芹研究）而提出了所谓“笑学”（兰陵笑笑生研究）之说。

在以往“笑学”研究中，有的学者不惜采取“猜想”“破译”或“索隐”等方法，未免存在先入为主、强拉硬扯、牵强附会等问题，故而招来“可笑”之讥。

事实上，多数“笑学”研究还是注意立足于“内证”“外证”等“实证”的，其研究意义也并非仅仅局限于能否挖出作者本身。

正如黄霖先生所言：“《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成绩不能仅仅局限在是否能够确凿地找到张三、李四，而是通过作者问题的研究，推动了一系列问题研究的深入……关系到小说文本，作者心理素质等研究，促使了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乃至对其他作家作品和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民俗等问题的研究都会带来一下新的东西。”[②]

由于“抄引”或“化用”来的文本并非作者“原创”，因而用这些文本以坐实作者未免差强人意。

但从“跨学科”“跨文本”大视野看，“笑学”研究至少为《金瓶梅》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

尤其是“诗文印证法”以及“文本化用”所使用或依托的那些材料大多可以纳入“互文性”框架来审视。[③]

如，主张“徐渭说”的潘承玉先生《金瓶梅新证》一书在破解“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小说诸谜而提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说时所进行的“《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等等。

这些在“笑学”考证中所提供的诸多用以间接推论的“内证”资料，均可成为“互文性”研究的现成材料。

再说，新时期以来，人们对《金瓶梅》“成书方式”研究的热情有增无减，且展开过多次论争。

徐朔方先生曾发表《<金瓶梅>成书问题初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等论文，力倡《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

对此，李时人发表《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与徐朔方先生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坚持“个人独创”说。

期间论争的各种论文所使用的“内证”为我们今天的“互文性”研究提供了另一批资料。

近年，张同胜、杜贵晨先生在讨论《金瓶梅》之“集撰式创作性质”时，列举出体现在“集”上的这样一些例子：

除前六回之外，《金瓶梅》对《水浒传》文本其他部分，以及对《三国演义》《古今小说》等文本的仿写和袭用，也同样具有这个“以集为撰”的特征。

例如第8回《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烧夫灵和尚听淫声》写和尚偷听李瓶儿与西门庆的“淫声”，显然是《水浒传》第44回《杨雄醉骂潘巧云，石秀智杀裴如海》写“那一堂和尚见他两个（按指潘巧云、裴如海）并肩摩椅，这等模样，也都七颠八倒”的影子；第26回《来旺儿递解徐州，宋惠莲含羞自缢》写西门庆设下圈套，引诱来旺出来赶“贼”，反而被西门庆当作贼捉拿的叙事，与《水浒传》第29回《施恩三入死囚牢，武松大闹飞云浦》中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设下陷阱，将武松诬陷为盗贼的叙述颇为相似；第47回《王六儿说事图财，西门庆受赃枉法》中苗员外被家奴苗青谋财害命、侵占家产的故事，就有《水浒传》第60回《吴用智赚玉麒麟，张顺夜闹金沙渡》写卢俊义被管家李固与娘子勾搭成奸、侵占财产、谋害性命故事的成分；第62回《潘道士解禳祭灯法，西门庆大哭李瓶儿》中可以看出《金瓶梅》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临死之前在五丈原禳星延命故事的模仿；第84回《吴月娘大闹碧霞宫，宋公明义释清风寨》中吴月娘被赚入方丈中遭殷天锡调戏和呼救那一段的叙事，不禁令人想起高衙内调戏林冲娘子的相关描写，而吴月娘在清风寨被宋江解救、释放就是袭用了《水浒传》宋江在清风山解救、释放刘知寨夫人的故事梗概；第98回《陈经济临清开大店，韩爱姐翠馆遇情郎》中陈经济与韩道国女儿韩爱姐相遇媾和、产生爱情的故事，很大一部分就是直接移用了《古今小说·新桥市韩五卖春情》。[④]

概而言之，“互文性”研究的基本立场是“文本”互释，即通过文本与文本的比对，探求文本间际关联；而作者研究与艺术研究大多会关注“文本”。

因而，借助用作“笑学”研究和“集撰说”研究的批量“内证”材料自然可以拿来直接用于包括“互文性”在内的“金学”研究。

二、从《金瓶梅》“渊源”研究到“互文性”研究

从《金瓶梅》与其先后或同时不同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情形看，这部小说饱含着多重“互文性”。

其“互文性”手段大致可分为直接引用诗词曲赋、径直挪移故事情节等显性“抄引”和经过改头换面、移花接木以及融会贯通等技术处理的隐性“化用”两种。

作者“兰陵笑笑生”乐此不疲地“抄引”或“化用”了大量前人或周围人的文学文本，以至于被人们不无揶揄地奉为“天下第一文抄公”“文学神偷”“超级文贼”。

当然，在那个并不严格斤斤计较知识产权的年代，任何“抄引”或“化用”均无可厚非。

以往，“影响研究”以及“素材渊源研究”等系列研究常触及某些散布在《金瓶梅》各个角落里的“互文本”。

而今，我们有必要以此为基础，继续发掘相关文本，将其纳入富有统摄力的“互文性”理论框架中审视。

除了坚持不懈的作者考证，不厌其烦的“素材来源”以及“成书方式”研究为探讨《金瓶梅》之“互文性”提供了更多现成的对证材料。众所周知，《金瓶梅》袭用抄录其他文学作品不计其数。

除了《水浒传》之外，《金瓶梅》“词话本”还对宋元明三代的史实、话本、戏曲及民间散曲时调传奇等作了大量的采录，尽管许多散曲在“崇祯本”中被删削掉或刊落，但遗存下来或被替换的前人创作仍然洋洋可观。

早在这部小说传播伊始，欣欣子即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谈到《金瓶梅》文本所涉及的九种“互文”对象，即《剪灯新话》《莺莺传》《效颦集》《水浒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如意传》《于湖记》。

上世纪《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激发起一代学人钩稽和考察这部小说素材来源的兴趣。四十年代，姚灵犀《瓶外卮言》(1940)、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7)等“金学”研究成果均显示了这方面研究的实绩。

如前者辑有痴云《〈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一文，细致地比较分析了《金瓶梅》与《水浒传》故事情节之异同。[⑤]

六十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韩南在其博士论文《金瓶梅的写作和素材来源研究》的基础上撰成《〈金瓶梅〉的版本》和《〈金瓶梅〉素材来源》等论文（分别载1962、1963年的《大亚细亚》杂志），通过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前人作品进行系统溯源，将《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戒指儿记》《西山一窟鬼》《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杨温拦路虎传》《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以及文言色情短篇小说《如意君传》等小说列入《金瓶梅》借用的对象，且将“苗员外遇害”一事坐实为《百家公案全传》之《港口渔翁》，并一一与《金瓶梅》的相关情节作了比对分析。[⑥]

这不仅为此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线索，而且成为而今“互文性”研究的基础。继而，执着于这一研究的是周钧韬先生，他先后撰有《<金瓶梅>抄引<水浒传>考探》《<金瓶梅>抄引戏曲考探》《<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等论文，并汇成《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

其中，《<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一文重点对《金瓶梅》“抄引”《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志诚张主管》《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五篇前人话本小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并得出结论说：

《金瓶梅》抄引了许多话本、戏曲中的情节和人物的形象，但这些话本、戏曲没有哪一部是讲金瓶梅故事的。

这就是说，这些话本、戏曲中的人物、故事情节本来与金瓶梅故事毫不相干，只是金瓶梅作者在创作时，受这些话本、戏曲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启示，因此择其有用者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地抄借到《金瓶梅》之中。用现代的观念来看，这完全是一种抄袭。

《金瓶梅》显然不是由这些话本、戏曲中的故事连缀、加工整理而成书的。[⑦]

总之，以往“素材来源”以及“成书方式”研究对《金瓶梅》之“互文性”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

与“素材来源”等研究交叉或同步进行的研究还有“比较研究”“传承研究”等“影响研究”，也为《金瓶梅》之“互文性”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料。

相对而言，《金瓶梅》“抄引”或“化用”的文本依据主要是《水浒传》，二者之文本关联和影响关系也最为密切。因而关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也较集中。

主要有王利器《〈金瓶梅〉之蓝本为〈水浒传〉》（载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蔡国梁《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载其《金瓶梅考证与研究》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鲁歌《略论〈水浒传〉与〈金瓶梅〉之关系》（载《贵州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等。

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通过文本比对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雷同部分辑录出来。

其中，比较显在的“抄引”内容包括：《金瓶梅》第一回至第六回抄自《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六回；第八回中的部分情节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第九回、第十回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至第二十七回；第八十九回抄自《水浒传》第二十六回。

尽管未被冠以“互文性”之名加以审视，但其路数却与“互文性”研究一致。尤其是，黄霖先生通过对《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进行认真比勘，一口气举出在人物与情节上前者影响后者的十二处，如“第30回写张都监陷害武松的圈套与《金瓶梅》第26回中西门庆陷害来旺儿相似”“《水浒传》第32回刘知寨老婆被劫往清风寨事，被移到了《金瓶梅》第84回吴月娘身上”等等。[⑧]

近年，马瑞芳《〈水浒传〉和〈金瓶梅〉的血缘关系》（载《文史知识》2011年第1期）等论文也凭着“文本细读”功夫，对两部小说的关联性进行了发掘和评定。

总之，以往在“影响研究”“比较研究”中使用的资料以及文本比对路数均可为而今的“互文性”研究所用。

当然，还有些素材来源研究虽未以“互文”研究为名，却基本上具“互文”研究之实。

以往所进行的“艺术研究”，大致属于文本内部研究，自然会涉及到“互文性”的某些问题。

如因为“互文性”写作本来就含有“戏拟”一招，而“戏拟”常常产生“反讽”效果，所以孙述宇先生《金瓶梅的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版）关于《金瓶梅》之“反讽”探讨中的举例自然为小说的“互文性”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再如，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从《金瓶梅》对武松形象的改塑谈起，指出其“上承《水浒传》而又另辟蹊径”，并通过人物个案研究，探讨两部小说的“不同笔法与风格”。这类研究自然同样为《金瓶梅》之“互文性”研究提供了方便。

还有些研究与“互文性”研究更为具体贴近。如，霍现俊及其合作者先后发表《小说中的“小说”：金瓶梅与其他小说关系研究》之一、之二（分别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2009年第3期）等论文，把以往所谓的“小说素材”定性为“小说中的‘小说’”。

由于“互文性”通常被解释为“文中之文”，因此所谓“小说中的‘小说’”自然就属于“互文性”研究。

杨国玉《新见〈金瓶梅〉抄引明文言小说素材考略——兼谈周礼〈秉烛清谈〉〈湖海奇闻〉的佚文》，新发现了被《金瓶梅》抄引的四篇明代短篇文言小说，不仅通过披沙拣金拓展了我们对《金瓶梅》“素材来源”的认识，而且洞幽察微地为追寻久已散佚的明代周礼撰述的《秉烛清谈》《湖海奇闻》二书之佚文提供了宝贵线索。[⑨]

如此看来，以往关于《金瓶梅》之“素材来源”与“传承影响”研究的成果多关涉到富有张力和包容性的“互文性”问题。

相对而言，前者多关注“直接引用”问题，后者多关注“间接化用”问题。

虽然研究目标不一，但大多注意取“文本内证”。而这些丰富的“文本内证”资料正有利于小说文本意义发掘。

我们要以此为基础，通过进一步通过文本比对和联想阅读等策略，继续发掘相关资料，使《金瓶梅》“互文性”研究系统化、理论化。

三、从既往研究困境到“互文性”研究胜境

“互文性”研究往往依托于文本比对，研究目标上也重事实判断，其命名本身也是中性的，足以能够包揽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人言己用等若干文本现象，自有其优势。

从“互文性”研究胜境反观“笑学”“金学”研究困境，我们发现许多“笑学”研究者是误把“互文”当“原创”了。

通过与其他经典小说进行文本比对展开关于《金瓶梅》的“互文性”研究，具有较为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首先，推动我们反观以往研究的成果，从而实现对“笑学”“金学”研究的突围。

尽管因“互文性”的大面积存在，通过“内证”考证作者和成书方式，难以彻底解决问题，但是，通过《金瓶梅》“互文性”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全面感受创作者的“转益多师”，接受者的“各取所需”，而且可以多向度地摸清创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涉猎”，由此进一步圈定创作者，从而接近这一谜团的解决。

同时，“互文性”研究自然会进一步唤起人们进行文本细读与语法修辞阐释以及方言口语探讨的兴趣和热情，对以往有关作者和文本的地域研究进行反思。

质而言之，小说文本中的地域因素成因较多，除了原创者的决定性、评改者的掺和，还有“互文性”的作用。多种复杂因素导致难以根据文本内证定案。

就《金瓶梅》而言，原创者自然当属“兰陵笑笑生”，尽管其本人可能漂泊他乡，染上异俗，但毕竟不改鲁地人本色。

由“互文性”生成的文本容易使得作者研究节外生枝，导致一系列关于作者以及文本的地域之争。

如有的论者从地域性饮食文化着眼，指出《金瓶梅》中的菜式多与江浙菜系的技法相符，试图将这部小说强拉硬扯到江浙地盘上；有的论者挑拣出《金瓶梅》“词话本”第四十二回、第五十二回所写的多产于南方的龙眼（桂圆）、荔枝、枇杷、荸荠、乌菱（菱角）等水果，再依据屡屡提到的“金华酒”[⑩]，将作者籍贯移到南方。

其实，这些貌似言之凿凿的证据恰恰可能是“评改性”和“互文性”造成的，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

同样，根据方言推断作者归属也难以将作者从鲁地掠走。

关于《金瓶梅》之方言，前辈学人大多持“鲁方言为主”说。

如吴组缃先生论《金瓶梅》说：“作品采用山东方言和市井行话，词句不甚整饬。”[11]

当然，我们不否认，小说中间或出现“吴语”“京话”，还兼有“沪方言”“赣方言”“川方言”“湘方言”“鄂方言”“陕方言”等等各地方言口语。我们不能依据小说文本中含有某地方言，便断言作者是某地人。

再说，《金瓶梅》两种版本的方言用语也多有不同。

比如“词话本”中不乏“谷都嘴”“剌扒着腿”“股嫩腿”“缺着腿”“干营生”“戳摸路儿”“扬长而去”“哄反着”“狗搜着”“霸拦”“浪摆”“待死”等等齐鲁方言俗语，而崇祯本则多加以删改，并增添了某些“吴语”。

这说明原创者“兰陵笑笑生”很可能是鲁地兰陵人某某，而评改者则可能就是吴地的苏州人冯梦龙，再加众人拾柴火焰高，《金瓶梅》文本终于火了起来。

由于“互文性”因素和评改因素，本可说明问题的“方言”证据就变得特别不靠谱，变得复杂化，增加了作者之谜破译的难度。

总之，《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面纱看似不厚，我们大致对其山东人影像依稀可辨，但一时间尚难以将其面纱彻底揭开一窥究竟。

无论如何，《金瓶梅》的草创者毕竟是“兰陵笑笑生”，他必定与兰陵有较大干系。

其次，引导我们如何正确对待《金瓶梅》之文本借鉴问题。

《金瓶梅》的“互文性”是一把双刃剑，以往人们多通过划分“抄引”或“化用”前人文学文本予以毁誉褒贬。

即对“互文性”持两种态度：即对“抄引”不同文体文本的基本否定和“化用”相同文体文本的基本肯定。

在国内，傅憎享曾通过对《金瓶梅》与其稍早的《如意君传》进行比较，认为同是写情欲，也显出作者的阶层与水准，“词话本”有45回共约72次写秽事，多属于东抄西录（其中不乏抄《如意郎君传》之处），单一重复，而且粗制滥造（与《痴婆子传》相较），是属于说书人添加的“荦话儿”，并将“情欲描写移植错位”之过归咎于“艺人述录”。[12]这里将秽事叙述之过归咎于艺人的“互文性”写作。

近年，马瑞芳在谈到《金瓶梅》与前人文学文本之“血缘关系”时，也认为其效果不一：有“狗尾续貂”“东施效颦”等反面的，更有“因风吹火”“借鸡生蛋”，从而走向“大放异彩”等正面的。

黄霖先生指出：“《金瓶梅词话》‘镶嵌’大量的前人作品，乃是一种特殊的创作手法。”

他在肯定《金瓶梅词话》“常常能将旧作镶嵌到自己构思的艺术蓝图中，做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有一种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之妙，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艺术创造”的同时，又指出：“由于作者成书仓促，工作难免有些粗疏，使作品产生一些凌乱、矛盾之处，影响小说的艺术声誉。

这种镶嵌，又容易使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小说的成书问题、作者问题以及情节开展、人物刻画的过程中作出错误的判断。”由此提醒研究者千万不要被文本的镶嵌遮蔽了视线。[13]

从道理上讲，任何行文笔法都会有进化和退化之分，“互文性”亦然。[14]

按照“互文性”理论的创始人法国克里斯蒂娃的说法,“互文性的引文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或直接的,而总是按某种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错位、浓缩或编辑,以适合讲话主体的价值系统。”[15]

况且，即使两个文本存在完全相同的片段,因语境和对象不同，其意义也是决不相同的。

就此而言，《金瓶梅》之“互文性”创作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使之在新文本中产生新意义。

因此，针对《金瓶梅》展开的“互文性”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发掘各种“互文本”所产生的“点铁成金”效果及其文化意蕴，并能够使读者更好地把握经典文学文本形成的规律。

再次，启发我们深入思考如何别开生面地发掘小说文本的审美特性等问题。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提出《金瓶梅》创作意旨上的“摹《诗》”之说：

《诗》云：“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此非瓶儿等辈乎？又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此非金、梅等辈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门、敬济等辈乎？乃先师手订，文公细注，岂不曰此淫风也哉？所以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注云：“《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萚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

复次，推动我们对“创新性”与“互文性”两套理论及其相互关系展开深入思考。

以往文学研究多一味地强调“独创性”的价值，而忽略或贬低“互文性”的意义，甚至把“互文性”当作“独创性”的负值。

关于“独创性”和“互文性”之关系，李玉平曾这样概括：“实际上，文学并非完全是独创性的产物。互文性的提出，不仅没有削弱文学的独创性，反而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学的独创性，更好地彰显文学独创性的价值。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完全独创，认清非独创的部分，更有助于彰显独创部分的价值。退一步讲，即使是互文性的部分也并非完全是拾人牙慧的模仿，其中也不乏独创性。”[17]

《金瓶梅》借用模仿了《水浒传》《西厢记》以及众多明代中短篇文言小说和话本小说。

文学发展史以及文学“经典化”的经验告诉我们，一部经典的形成往往是“独创性”与“互文性”的有机统一。

照搬照抄、人云亦云固然没有意义，空谷来风的所谓“独创”也是不存在的。

在文学研究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因张扬前者而忽视后者，同样也不能草率地借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

对此，美国汉学家韩南在探讨《金瓶梅》之“素材来源”时指出：“当我们探索引文以什么方式使我们得以深入这部小说时，似是而非的答案主要是它们不太适应作者创作动机的那些地方。当他们不能满足作者的需求，他只得对它们进行修改，或它们不能使读者得到作者预期的效果，正是在这些地方最能见处作者的独创性。”[18]

这里既隐含着对那些“化用”的“互文性”的肯定，又将恰如其分、水乳交融的“互文性”纳入“独创性”来看待。

在谈到“重叠与颠覆”问题时，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中曾有过如下分析：

使用现成的戏曲、说唱、词曲、小说，是《金瓶梅》一个十分独特的艺术手段（比如用点唱曲子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潜意识，传情，预言结局等等），也是具有开创性的艺术手段，在探讨《金瓶梅》的主要艺术成就时，这一点应该考虑在内。

此外，《金瓶梅》使用资料来源时的灵活性、创造性应该得到更多的注意……这种创造性给读者带来的乐趣与满足感是双重的：既熟悉，又新奇。熟悉感是快感的重要源头，而一切创新又都需要“旧”来垫底。

《金瓶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有足够的旧，更有大量的新，于是使得旧也变成了新。《红楼梦》就更是以《金瓶梅》为来源，成就惊人。熟读金瓶之后，会觉得红楼全是由金瓶脱化而来。[19]

由于《金瓶梅》既是“历时性”传承化用的结果，又是“共时性”双向渗透的出品，因而其“互文性”特别复杂。

既凸显出作者和得心应手的借鉴，又凸显出个别地方的杂乱无章和漏洞百出的缝隙。

可以说，《金瓶梅》既是后起小说“依傍”“模拟”或“推陈出新”的样板，又给人们流露出诸多因对以往文本过于依赖而导致的缺憾。

四、徜徉于《金瓶梅》“互文性”研究胜境

探讨《金瓶梅》之“互文性”旨在基于小说文本关联等现象的发掘，重新认识小说的文本效果和特色。

对那些直接引用诗词曲、径直挪移故事情节的“显性互文”，人们易察易觉，并业已做了不少工作，此不赘述。

而经过长期不断的细读，人们愈来愈发现，《金瓶梅》文本中还存在至今尚难以估量的“隐性互文”叙事单元。

由于诞生《金瓶梅》的那个年代思想活跃，小说出版频繁，处于百年“共时”的小说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显得尤为错综复杂，因而既需要审慎探讨，又需要多向度解读。

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是，《金瓶梅》与其赖以借题生发的《水浒传》之“互文性”关系尚不能简单地便认定为前者模拟后者。

在以往研究中，人们关注到，《金瓶梅》之于《水浒传》并非简单的“借尸还魂”，而是别出心裁的“脱胎换骨”，它在蚂蚁搬家式地“转引”了《水浒传》大量现成情节的同时，又通过改头换面、移花接木等技术处理，赋予某些情节以全新功能和意义。

近来，黄霖先生《论〈金瓶梅词话〉的“镶嵌”》一文针对《金瓶梅》文本形成力倡“镶嵌”说，强调《金瓶梅词话》将《水浒传》等前人的文字大量地“镶嵌”到“自己构思的艺术蓝图中”，成为一部新的作品，并指出这种“镶嵌”也有其弊病，以至于给研究者带来麻烦。[20]

商伟先生《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基于对《金瓶梅》文本图景的分析，把《金瓶梅词话》视为“复式小说”以及“书写”的产物，凸显它对前代和当代众多文本和文体的移置、替代、戏仿、改写和重组，从而力主“编织”说，并进而强调“编织”手法在复式小说建构中所起的作用，增添了“文本”理解的维度。[21]

在商伟先生看来，《金瓶梅》通过移置、改写和增补《水浒传》所建立起来的文本关联，既是一种特殊的双向互动关系，又是一种近乎悖论的关联，其结果是《金瓶梅》和《水浒传》都同时发生了改变。

这种复杂性超出了我们对“互文性”的惯常理解。有的“互文”属于张冠李戴，使得《金瓶梅》中的许多片段让人感觉到系从《水浒传》化用而来。

第二十六回所叙西门庆给了来旺一包银子让他去开酒馆，又设下“贼喊捉贼”圈套，把来旺当贼拿去送官一事，与《水浒传》第三十回所叙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设下陷阱，将武松诬陷为盗贼那段文字，尽管所针对的对象和写作意图不同：一个意在突出西门庆的“机深诡谲”，一个意在表现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人之阴险狡诈，但基本情节同样是何其相似乃尔！

二者之“互文性”关系，不言而喻。另外，《金瓶梅》第四十七回所叙苗员外被家奴苗青谋财害命、侵占家产的故事，与《水浒传》第六十回写卢俊义被管家李固与娘子勾搭成奸、侵占财产、谋害性命故事，也颇雷同。

至于清初金圣叹评改《水浒传》的创意则可以肯定是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其比较明显的例子是，《金瓶梅》最后的结局是“吴月娘惊噩梦”，于是金圣叹也给腰斩的《水浒传》填加了一场“卢俊义惊噩梦”。

面对《水浒传》与《金瓶梅》文本如此众多的雷同性段落，我们颇能感受到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暗流涌动的双向“互文性”，即《水浒传》影响了《金瓶梅》，《金瓶梅》又反过来影响了《水浒传》。

二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应该是双向的。至少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只是《金瓶梅》历时单向性地仿效了《水浒传》。

另一方面，两部小说之间还存在反模仿问题，具体表现为《金瓶梅》暗引了《水浒传》中许多经典中的桥段，但又反其道而行之，将充满义气、正气的正能量翻转为惟利是图、蝇营狗苟的负能量。

《金瓶梅》第十九回所叙指使鲁华、张胜逻打蒋竹山一段，又是从《水浒传》“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搬运而来。

然而，同是寻衅打人，一为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属于见义勇为行为；一个是恶霸为徇私利，雇凶打人，带有黑社会打击报复性质。

通过经典桥段的重新编排和经典叙事话语的拆解与重组、改装，达到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叙事写人目的，这说明，作为前提的叙述语境与叙述对象对文本的叙事效果具有决定意义。

在《金瓶梅》问世之前，《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诸小说似乎已经“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后三者对前者的渗透不言而喻。

然而，“四大奇书”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及其相关问题仍然需要提出来思考。

第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是，在《金瓶梅词话》中，我们很难捕捉到与《三国志演义》发生“互文”的印记。莫非“兰陵笑笑生”没有摸过《三国志演义》？

按情理来说，《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常并行传播，这位“兰陵笑笑生”是不会漠视这一“互文”对象的。

为什么直到“绣像本”中，《金瓶梅》才大张旗鼓地以反讽方式于开篇第一回大规模戏拟“桃园三结义”？

该回所叙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显然是在戏拟《三国志演义》的“桃园三结义”，但已将英雄的“义”偷梁换柱为“利”。

从西门庆身上嗅出刘备的气息，似乎也非牵强附会。唐人章碣的《焚书坑》“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从《史记》所载项羽“不甚读书”，到《三国志演义》写刘备“不甚好读书”，再到《金瓶梅》写西门庆也是“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存在着一脉相承关联。

莫非是冯梦龙在提出“四大奇书”这一命题时对四种文本进行了整体“统筹”？

假如这种“统筹”存在，那么就会出现“四大奇书”彼此发生“互文性”的奇观。

如果是这样，《金瓶梅》文本中含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影响的蛛丝马迹就不难理解了。

还有一些带有颠覆性、唱反调式的叙事也会让人们产生“互文性”联想。

对其“反模仿”所形成的文本格调，以往人们多以“反文化”“反传统”“反讽”“反弹琵琶”“唱反调”以及“颠覆”等术语评之，“反”字仿佛成为这部旷世“奇书”的基本品格和标签之一。

围绕英雄形象的重新解释，在商场如战场、情场如战场的修辞化言说中，西门庆被塑造成一个商界奸雄、情场性英雄，他所向披靡的法宝是钱财，是计谋，是狐朋狗友的拥戴，是腰间征服女性的驴大阳具。

在《词话》中，西门庆的计算和企图被描写成投机和征服，他的商业行为，则有如豪赌。其间不乏险情，却终能化险为夷。与他的政治和经济冒险相平行的，是他愈演愈烈的性征服。

如果不是在《金瓶梅》的小说语境中出现，完全可以当作一篇战争赋来阅读，与《三国演义》中的《赤壁鏖战赋》相当，诚如商伟先生所谓：“在这些戏仿的文字中，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叙述传统被系统地改写，英雄好汉在江湖上的角逐和沙场上的对垒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风月寓言，他们的行为规则获得了全新的解释。”^[22]

以传统的战争意象描述性爱，将沙场上厮杀的英雄好汉与床第上的浪荡子弟作比，这是对传统辞赋语境的极大颠覆。

他日益膨胀的欲望与地位的上升和财富的繁殖成正比例增长，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他在临死之前，已经把征服的对象扩展到了林太太──身居深宅府第的王招宣的遗孀。无奈欲壑难填，体力透支，攻城掠地的征伐功亏一篑。

同时，作者似乎是在处处化雅为俗，如写小说戏曲经常会写到发生在商人与文人之间的婚姻爱情争夺战。

以往小说文本，诸如关汉卿元杂剧《赵盼儿》以及后来清代《聊斋志异》中的《连城》等，其立场在文人一方，所宣扬的观念也是文人最终稳操胜券；而《金瓶梅》的观念却转化为商人一定会赢得终局。

小说在尚举人与西门庆两者间，孟玉楼选择了财势兼具的西门庆，而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

这种化雅为俗的“互文”让人感叹金钱权势的实惠与诱惑已经超越了华而不实的名声和地位。

另如，赏雪吟诗本是属于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雅之事，而《金瓶梅》每每以雪来组织叙事场景，渲染雪天的荒淫与不堪：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第三十八回“潘金莲雪夜弄琵琶”、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雪雨”、第六十七回“西门庆书房赏雪”、第七十七回“西门庆踏雪访爱月”等回目中的雪景辉映的是骗吃喝、逛妓院、算账目、争皮袄、争风吃醋、勾心斗角……由雅而俗不言而喻。

再看，《金瓶梅》写西门庆虽然骑马，但也骑驴，蒋竹山更是骑驴为主，这里的“驴”意象已经不是往昔文人“细雨骑驴”标准造像中的意象，而是“潘驴邓小闲”（潘安的貌、驴大行货、邓通般有钱、青春小少、闲工夫）中的“驴”意象，也就是驴儿般大的阳具。

在《金瓶梅》中，将风雅化的友人际遇、诗酒风流作风骚的低俗的片段，更是不胜枚举。

至于《金瓶梅》对《西厢记》仿拟而呈现出的“互文性”花样，则早已引起研究者注意。

相关论文主要有，敦勇的《〈金瓶梅词话〉与〈西厢记〉——〈金瓶梅词话〉与戏曲研究之二》（《艺术百家》1987年03期）、徐大军的《〈金瓶梅词话〉中有关〈西厢记〉杂剧资料析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3期）、蒋星煜的《〈西厢记〉在〈金瓶梅〉书中之反映》（《中华文史论丛》2005年第80期）、史小军的《论〈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袭用——以第八十二、八十三两回为例》（《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伏涤修的《〈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与接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6期）等，这些论文纷纷从不同视角、不同文本证据着力于探讨《金瓶梅》是如何将优雅之情变为恶俗之欲的。此不赘述。

由“互文性”路径进入研究胜境，我们充分感受到，《金瓶梅》是一部转益多师、融会贯通的经典之作，作者在其文本建构中既运用了抄引、援引、化用、袭用等“正模仿”之笔，又运用了戏拟、反讽等“反模仿”之笔。

有时，正反模仿错综交融，甚至不惜采取大量的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人言己用。可以说，《金瓶梅》“互文性”之复杂、多维，在古典小说中罕有其匹。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①]互文性，这一术语最早由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女性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提出。又译为“文本间性”“文本互涉”，英语为“intertextuality”，法语为“intertextualité”。而其拉丁语词源是“intertexto”，意为纺织时线与线的交织与混合。顾名思义，“互文性”的原初意义主要是指文本与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渗透的性质。后来，随着这一概念的泛化，其内涵有较大扩延。

[②]黄霖：《笑学可笑吗——关于〈金瓶梅〉作者研究问题的看法》，《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③]陈大康：《作者非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考证疑点多》一文把现在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法归纳为“取交集法”“诗文印证法”“署名推断法”“排斥法”“综合逼近法”“联想法”“猜想法”“破译法”“索隐法”“顺昌逆亡法”等十种，并一一举例说明。

[④]张同胜、杜贵晨：《论〈金瓶梅〉成书的“集撰”式创作性质》，《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01期。

[⑤]姚灵犀著、陶慕宁整理：《瓶外卮言》，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7页。

[⑥][美]韩南：《〈金瓶梅〉探源》，参见《韩南小说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45页。

[⑦]周钧韬：《<金瓶梅>抄引话本小说考探》，《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第72页。

[⑧]黄霖：《〈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载《水浒争鸣》第1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

[⑨]王平主编：《金瓶梅与五莲：第9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0页。

[⑩]况且，所谓“金华酒”很可能就是“兰陵酒”。王利器先生主编的《金瓶梅词典》有注释曰：“金华酒或谓即兰陵酒。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5：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页。

[11]吴组缃遗作，傅承洲整理：《论金瓶梅》，《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05期

[12]傅憎享：《情欲描写移植错位：<金瓶梅>非文士之作》，《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2期。

[13]黄霖：《论〈金瓶梅词话〉的“镶嵌”》，《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

[14]李玉平曾将“互文性”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两种类型，并指出：“积极互文性是指当互文性要素进入当前文本后,发生了‘创造性的叛逆’(creativetreason,埃斯卡皮语),与原文本相比产生了新的意义,与当前文本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消极互文性则是互文性要素进入新的文本后,与原文本相比意义没有发生变化。”李玉平：《互文性新论》，《南开学报》2006年第3期。笔者认为，用“进化的互文性”和“退化的互文性”代替“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当更恰当。

[15]程锡麟：《互文性理论概述》，《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

[16]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48、55页。

[17]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4页。

[18][美]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小说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263页。

[19][美]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20]黄霖：《论〈金瓶梅词话〉的“镶嵌”》，《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

[21][美]商伟：《复式小说的构成：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2016年第5期。

[22][美]商伟：《一阴一阳之谓道：<才子牡丹亭>的评注话语及其颠覆性》，见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2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4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载《人文述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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