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大家谈—刘寄星 (连载II)

Original 2018-01-27 刘寄星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本期嘉宾: 刘寄星文字整理: 王进萍

刘寄星，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等离子体理论和生物膜形状的液晶模型理论研究。曾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物理名词委员会委员及副主任，参与《物理名词》第三版的修订；担任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物理学丛书”编委会副主任及科学出版社“现代物理学基础丛书”编委会委员，促进国内物理学著作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物理学》编委，撰写“非线性科学”有关词条；与人合译朗道、栗弗席兹《理论物理学教程》第七卷、第八卷；与人合编文集《木铎金声集》与《挑灯看剑集》；历时八年，主持翻译物理学史三卷巨著《20世纪物理学》；长期担任《物理》杂志副主编，为促进国内物理学及物理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8月下旬，因宝成铁路塌方不通车，我从重庆坐轮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坐火车到北大报到。记得从重庆坐船过三峡时，很想体会一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景，仰首望着高耸入云的青山向后飞去，既看不到一只猴子，也听不见一声猿啼，偶尔能看见在山顶很陡的小块坡地上，有人似乎在收玉米或土豆，我很担心他们会不小心掉下山来。船到武汉时，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还在施工，巨大的桥墩已经竖起，记得我们的轮船是从第六和第七个桥墩中间的江水中通过的。从轮船码头出来，我用事先准备好的扁担挑着装行李的柳条包和装书的竹箱子，一路走一路打听，走到汉口火车站，按照北大发的报到须知，把录取通知书给售票员看过后，顺利地买到了学生半价票。火车一路向北，从车窗望出去，过了鄂、豫交界的鸡公山后，几乎再无高山，望着窗外久违了的北方大地，心情豁然开朗。火车经湖北、河南、河北三省，最后到达北京的前门火车站。

火车到站后，看到多所大学的新生接待站，奇怪的是唯独不见北大的。正当我感到茫然，打听如何自己走到学校去时，恰好又到了一趟车，又有一批十几个从福建来的北大新生也找不着接待站。人多力量大，办法多，想办法打通了北京大学的电话，校方答应派人来接我们。汽车来了后，来接我们的人直埋怨，说不是给你们发了补充通知，叫你们晚两周来报道吗？我们大家都说没有收到这个补充通知。我猜想，一定是四川和福建交通不便造成通信延误。最后大家坐车到了北大，学校给我们临时安排了睡觉吃饭的地方。我和这些相互之间说着谁也听不懂的福建话的同学们一起住了两周，中间和他们一起去了一趟颐和园，其他时间就是自己看书和到校园里看大字报。北大是1957年全国反右运动的重点学校，我们到校的时候，虽然运动已经开始，但大字报辩论仍然很激烈。后来知道，北大之所以推迟开学，就是因为要部署反右运动。我的北大学习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1963年57级毕业留念（左起刘寄星、苏鸿钧、谢麟振、傅竹风）

1957年9月中旬的开学迎新典礼马寅初校长致辞，他拱手说道：“兄弟我欢迎各位到来！”我觉得挺新颖，至今还记得。物理系那年全部新生大约300来人，包括从俄语学院来的几十个未能去苏联留学的学生，光物理专业的新生就分了7个班（后来变成8个班），每班40多人。我分在二班。班里和我最要好的同学是沈阳的荀毓龙、上海的苏鸿钧和云南个旧的傅竹风。我们四个人一个比一个大一岁，按属相就是虎、兔、龙、蛇。于是我被称为“老虎”，荀为“老兔”、苏为“小龙”，傅竹风则按一首云南民歌被称为“小乖乖”（四个人后来都考了研究生，荀学光学，师从光学专家龚祖同；苏学天文，师从天文学家龚树模；傅学空间物理，师从赵九章先生）。四个人中最聪明的大概是傅竹风，他曾在磁场重联问题上提出了国际上有名的李罗权—傅竹风模型，可惜4年前在海南岛因车祸去世。对国家贡献最大的当数苏鸿钧，他是建成我国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的功臣，不幸于2017年2月2日因病去世。蛇隐龙飞，虎兔齐悲，二位小兄弟竟先我们而去，不胜悲痛之至！！！！

我们大学一年级的主要课程是普通物理和高等数学，由丛树桐老师讲普通物理，数学系董怀允老师讲数学。丛老师是继黄昆之后讲授普通物理的专家，董怀允则是刚从莫斯科大学得了副博士回来的实变函数论专家，课讲的很精彩，300多个座位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许多同学早早去抢前排位置，我和“小龙”则不然，我俩宁肯坐后排，觉得自由。期中考试，不少人成绩不好，使得这伙全国各地中学来的的佼佼者们的锐气受到打击，有人哭了鼻子。我们四个还好，成绩都不错。我的“麦城”是普通物理实验课，由于中学时期没有做过物理实验，加之从小手脚就笨，生怕把仪器弄坏，所以做实验比别人都慢。物理实验课一般排在晚上，我几乎每回都是最后从实验室出来的人，有时还会有一个同命运的哥们——武汉来的同班同学李少池（可惜，就在两周前，他在306医院去世了）。每回从物理北楼的实验室出来，望着天上的繁星，从昏暗的南北阁中间小道走过，心里颇感凄凉。

课程大约进行到1958年1月初，期末考试后，似乎没有放寒假，动荡的1958年来到了。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60年上半年将近两年半的时间里，虽然没有停课，但我们基本上没有安稳地上过课，反右、红专辩论、大跃进、教育革命、反右倾、超声波，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加之一、二年级时我又被指定当了年级团总支副书记，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那个年代我们在学习上经历了不少荒唐事，吃过大亏。1958、1959年教育革命，我们曾把老师赶下讲台，学生自己讲课，结果讲的既不清楚，又不系统。我就曾被分配讲过重积分，结果我懂了，大家不懂。热力学课，本应是王竹溪先生来讲，结果理论教研室把王先生批判了，派了个刚从56级学生里调出当助教的人来上课，教的稀里糊涂，学生听不懂，他本人也很尴尬。1959年持续跃进，我们年级又组织人写《光学》教科书，我也参加了，系里派赵凯华先生当顾问，一群自己连光学都没有学明白的人写光学，结果可想而知。令人感动的是，即使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老师们仍然不失时机地努力教给学生们宝贵的知识。记得1960年上半年搞超声波运动时期，那学期我们正好上《数学物理方法》课，是郭敦仁先生讲课，他每次上课都发讲义，还特别配合超声波运动，讲授了波动方程在矩形边界下的分离变量法，使我们懂得了超声波的发声器如何发声，声频如何控制等等。郭先生已过世多年，他当年讲课时孜孜不倦的情景，犹在眼前。1960年夏天搞技术革新，我们被派到德胜门外的广播器材厂推广所谓静电法，据说是通上16伏以下的低压电后，金属材料去毛刺特别容易。与我们一起去的还有理论物理教研室的胡宁先生和吴杭生老师，可笑的是他们两个要受学生领导，听学生分配干活。我对这个静电法有怀疑，想不通它为何有此“神力”，便悄悄地问胡先生，这种方法到底有什么道理。胡先生不认识我，但他对我说：“搞不懂，搞不懂。他们那样说，那我们就做做，看他们说的到底灵不灵吧？”与他一起的吴杭生老师，也以一种不屑的眼光传递对这种方法的蔑视。现在想起来，他们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值得敬佩。当然，更令人敬佩的是1960年上半年理论教研室批判王竹溪先生的《热力学》时王先生的表态，那年在《五四学术讨论会》上，曾当过王先生研究生的一位讲师带头批判王的《热力学》“宣传唯心主义”，“理论脱离实际”，我曾目睹了这场批判。后来听人讲，王先生在会后对一位附和批判的学生说：“你先把我的书读懂，再来和我讨论”，表示了对这种无理又无知批判的否定。

我因58年底59年初参加试炼光学玻璃连续一个多星期几乎没有睡觉，得了个怪病，无论开会上课，一坐下来就要睡觉，校医院诊断说是抑制型神经衰弱，叫我练气功。在广播器材厂劳动后，我的神经衰弱越发厉害，不但老要睡觉，睡起来还头疼，难以坚持学习。不得已只好申请休学，回家养病。那时我父亲已于1958年从军队转业，调到北京石油工业部工作，所以我回家后仍有时回校转一转。吃药、练气功对病的治疗效果不大，幸好1961年夏天我随母亲去北戴河石油疗养院待了两个月，天天游泳，竟然把病治好了。于是我于1961年暑假后复学。

1961年秋，我复学到58级。那时候学校整顿了前三年搞乱的教学秩序，开始正式上课。从1961年9月到1964年7月毕业，虽然也有运动和校外劳动，但教学基本正常进行，我总算认真地上了3年学。这几年我们学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统计物理》和《固体物理》等主要基础课，又学了《流体力学》、《燃烧爆炸物理》、《物质交换与热交换理论》、《气体液体分子理论》和《双原子分子光谱》等专门化课程。

这段时间的学习，基本奠定了我后来进行物理学研究的基础。4门基础课，讲课的老师各有特色，曹昌琪老师的《电动力学》，特别强调概念清楚，记得在讲麦克斯韦方程时，他对位移电流的引进的意义做了十分详细的解释。曾谨言老师讲量子力学，除强调概念外，特别告诫大家不要过分追求量子力学的哲学解释，而要注意量子力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威力。他们当时也不过三十一、二岁，算是青年教师，但他们讲课的精彩程度，绝不亚于老教授。王竹溪先生讲《统计物理》，不仅概念清晰，而且粉笔写出的板书，整齐秀丽，长达好几行的数学公式，谁也挑不出毛病。先生不但物理学精通，而且对汉语深有研究，至今仍记得他在解释为何将英语的“phase space”译作“相宇”时，对宇宙二字的解释：“上下左右为之宇，古往今来为之宙”。《固体物理》当时算是一门新的基础课，由黄昆先生讲授，那时这门课没有教科书，黄先生自编讲义，课前发给大家，把这门综合电动力学、统计物理和量子力学的课程讲得有声有色。后来这些讲义整理成书，成为国内第一部固体物理教材。从这几位老师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物理学家的本色，也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1964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热物理专门化58级全体毕业同学合影（前排左起：石志德、顾宗权、刘洪斌；后排左起：白凤伟、刘寄星、王任达）

与基础课有全国知名的老师讲授不同，我们的专门化课，除了《流体力学》由数学力学系的老师讲，《双原子分子光谱》随光学专门化听赵广增教授讲课之外，其余的课程全是新近走上教学岗位的老师讲课，准备不足。情况是，1959年初物理系分为物理、无线电电子、地球物理三个系后，我被分在物理系金属专门化，1960年初系里新成立热物理专门化，目的是培养为国防尖端技术服务人才，在金属专门化的学生中挑选了钱俭、安子刚、张志醒、叶中元和我共5个人学习热物理。我1961年底复学后，58级分专门化时我仍被分在热物理专门化，有顾宗权、石志德、王任达和我，后来又有黑龙江省高校派来作师资培养的白风伟和刘洪斌二人加入。当时专门化的4位老师是包科达、王守正、庄逢源和吴伟文，包196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吴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王、庄二人则为北大1956级调出来的师资，四人都缺乏教学经验。他们虽然都很努力，但教学质量不太好，为此我曾向当时负责系里教学工作的沈克琦先生反映过意见。沈先生耐心地告诉我，这个专门化是为了国防尖端需要新设立的，系里和专门化老师都没有经验，要大家一起摸索，鼓励我们与老师们一起努力，把这 45 47856 45 21691 0 0 2984 0 0:00:16 0:00:07 0:00:09 4281个新专门化办好。当时庄逢源老师教气体液体分子理论，选用了Chapman和Cowling的《非均匀气体数学理论》和Hirschfelder、Curtis和Bird三人合著的《气体和液体分子理论》为参考书，两本书都没有中译本，正好当时有俄译本可以买到，我花了不少功夫读这两本书，获益不浅。吴伟文老师教燃烧爆炸、包科达老师教传热传质，用的都是俄文参考书，我俄文程度比其他同学好，占了点便宜。由于几位老师和我们年纪相差不大乃至同年，和他们讨论问题也比较随便，故师生关系相当融洽，易于做到沈先生希望的教学相长。过去物理系没有开过这几门课，其他专门化有些同学很好奇，常向我打听学习内容。其实这些课程的理论内涵和实用价值都很高，我在后来参加国防科研和研究等离子体理论时，学到的这些知识起了很大作用。

上专门化实验课时曾发生过一个重大事故，使我终生难忘。那是我们6个人在数学力学系的激波管实验室共同做的激波测速实验，实验共分充气、测压、刺膜、计时4个步骤，通过逐步增大充气压力，测量激波波速随压力的变化。我负责指挥，其他人按我的口令执行。一开始小心翼翼，一切正常。后来操作熟了，越做越快。结果一次测压后，在没有切断水银压力计与高压气室连接的情况下，我就喊了刺膜的口令，结果近几个大气压的气体冲击水银气压计，顷刻间两、三公斤的水银冲天而起，又像喷泉一样落下。我们当时不知如何是好，报告实验室的老师后，老师迅速封闭了实验室，地上撒了硫磺，并嘱咐我们赶快去洗澡、换衣服，然后到校医院检查身体，排除水银中毒的可能。万幸的是，我们6个都没事。据说事故后，这个实验室关闭清理了有一个多月才重新使用。最令人感动的是，数力系实验室的两位老师在事故发生后，不仅没有责怪我们，反而首先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1964年后一学期作毕业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慢电子与氮原子和氧原子碰撞截面的计算》，这是为研究高温气体输运特性提供基本数据的一项理论工作，当时也算前沿问题。需要先算出氧和氮原子的电子云分布，再用量子力学的散射理论计算碰撞截面。确定理论方案后，从系里借了一个手摇计算机作数值计算，历经几个月的努力，我完成了这项工作，通过答辩顺利毕业。我毕业离校后，庒逢源老师曾在全国物理力学报告会上报告了我们的结果。

专门化学习时认真读过的两本书

当时专门化的毕业生，按照全国统一分配计划，本应分配到国防科委下属单位。但是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黄祖洽先生的研究生，被录取了，同专门化的顾宗权考上黄昆先生的研究生，所以只有王任达和石志德两位同学分别被分配到七机部一院和酒泉基地。我们毕业之后，热物理专业就停办了。

1964年秋天，我离开学习生活了多年的北大，前往原子能研究所开始新的学习阶段。

（1）原子能研究所的三年（1964—1968）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分两个部分，一部在中关村，二部在房山县的坨里。对外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实际上是受二机部领导，名称是二机部401所。我们10月份到坨里报到，先接受了两周的入所教育和学习，我们几个学理论物理的研究生编成一组，共有朱洪元先生的学生杜东生、李炳安，彭桓武先生的学生张锡珍，于敏的学生赵维勤，黄祖洽的学生何汉新和我六个人。到所后不久，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大家欢欣鼓舞，各人心里都知道原子能所对核武器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导师干了什么。不久，所里宣布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和部分老同志去河南信阳专区参加劳动锻炼和“四清运动”一年，11月出发。我和杜东升、赵维勤编在一个中队，何祚庥老师也在这个中队，被任命为副中队长。一起去的估计有好几百人，我直到近几年才知道，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先生也和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信阳四清，不过他改名叫徐进。

我们先参加四清运动，然后分配到公社与社员一起劳动，得到很大的锻炼。1965年底，才回到北京。当时黄祖洽、彭桓武都调离了原子能所去参加战略核武器的研究了。从信阳回来不久，彭桓武先生从二机部武器研究所来到坨里与张锡珍、何汉新和我三个研究生见面。在见面会上，彭先生指定我们的研究方向为等离子体理论，并决定由他和黄祖洽共同指导。于是我们仨又都成为两位导师的学生。针对我们刚出校门，对物理研究所知甚少的情况，彭先生对如何研究理论物理作了生动的说明。他告诉我们，研究理论物理要“纵横捭阖，所向披靡”。彭先生专门解释了“纵横捭阖”的含义。他说，所谓“纵横捭阖”就是要综合利用已经学到的理论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遇到的物理问题。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复杂的自然现象中分析各种因素，抽出主要因素，建立物理模型，通过数学推导和计算，找到与实验符合的物理规律。在举实际问题的例子时，他特别提到等离子体和半透膜，认为这两个问题十分复杂，牵涉到力学、电学、统计物理、化学等许多方面的知识，但又非常重要也很有趣。彭桓武先生还特别以他过去的一个学生为例，鼓励我们独立创新。最后他风趣地说：“我们都不懂等离子体物理，你们边读书边看文献，读懂了教给我们。如何解决问题，就要靠你们去纵横捭阖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表扬的那个学生就是黄祖洽。当年黄先生在彭先生指导下作硕士论文时，没有按彭先生建议的办法做，而是独立地用变分法解决了问题，得到彭先生赞扬。何祚庥在2004年《物理》杂志庆祝黄祖洽先生80寿辰专题的文章里曾讲过这个故事。

于是，我们在两位老师指导下开始学习等离子体物理，主要是钻研黄祖洽先生书单上开的Longmire所写的《Elementary plasma physics》和阅读有关文献，黄先生和彭先生定期轮流来指导我们，指导的方式是我们报告各自的学习结果，然后一起讨论。记得有一次我报告一篇文献，黄先生和我发生争论。后来黄先生自己读了那篇文献后，给我来信说我说的对，他理解错了，令我十分感动。可惜的是，这样的学习没有维持几个月，我们既来不及“纵横”，更谈不上“捭阖”，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大潮就席卷了全国，原子能所的研究生制度在“彻底批判以钱三强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铺天盖地大字报海洋中被“砸烂”了，彭先生“纵横捭阖”的教导，被上纲为“鼓吹个人成名成家”的“错误言论”，遭到批判。1966年6月的一天，在大字报区遇到专程从城里来所看大字报的彭先生，他一脸迷惘，连连摇头说“看不懂，看不懂”。看到彭先生的这种表情，心中不禁凄然。此后他和黄先生就再也不来指导我们了，这是我和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最后一次见面。

42年后，彭桓武先生90寿辰时刘寄星（左二）、张锡珍（左三）、何汉新（左四）三位老学生向彭先生（左一）赠送何汉新绘制的油画像

“文化大革命”弄得原子能所两派对立，不同观点的人关系紧张，科研工作难以开展。幸好四室理论组大组长卓益忠同志把我吸收到“6405”国防任务组，使得我可以在这个研究题目下，继续等离子体物理的学习和研究。所谓640任务，实际上是根据主席1964年2月与钱学森谈话时提出中国也要搞反导武器的指示而制定的反导系统研制任务，6405任务则是反导系统的目标识别系统研制。卓益忠同志给我安排的工作是调研高速飞行体再入大气层时因高温烧蚀形成的等离子体鞘套的具体性质，以及这个鞘套对无线电通信的影响，并相应地做一些计算。结合这个任务我读了不少文献，特别是认真钻研了Shkarovsky，Johnson和Bachinsky所著的《Particle kinetics of plasma》一书，对等离子体的动理论有了深入理解。卓益忠同志学识渊博，待人诚恳，曾在苏联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学习，通过了朗道的理论物理最低限度考试，后来又去丹麦哥本哈根玻尔研究室进修，对理论物理的多个领域都有深入了解。彭、黄两位先生不再指导我们之后，他实际上对我起了导师的作用。在此期间，我还通过段存华同志介绍，向在气体动理理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女物理学家王承书先生请教过等离子体跨磁场的横向输运问题，得到她的指导。

在原子能研究所作研究生时期（1964—1968）

1968年夏天，研究生学习期限结束，面临分配。我提出继续从事6405任务，离开了原子能所，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26所。

（2）七机部10年（1968—1978）

1968年8月我去位于永定路的七机部二院26所报到，从此在七机部二院一呆就是整整10年。当时反弹道导弹研究的任务由七机部二院执行，26所是反导系统研究的总体所。我报到后被分配到一室，室主任叫李岩。他与我谈话后，迟迟不把我往课题组分配，而是叫我帮助处理他处理不了的群众来信。记得有一封河南来信，建议用正、反粒子湮灭的原理制造反导武器，李说不懂如何回答，让我处理。我写了一个答复，说明设想有道理，但当前技术完全无法实现，李表示满意。原来七机部两派斗争的激烈程度远胜原子能所，科研全面瘫痪，所以我根本得不到具体课题任务。

不久上级决定，凡1968年分配来的大学生、研究生一律去部队农场劳动，劳动多长时间没有规定。于是我们于当年10月从北京出发，前往南京空军的溧水农场劳动。一年后又转到南京栖霞山附近的空军丁山农场，于1970年4、5月回到北京。

军垦农场劳动时期（1968-1970）

军队农场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比在“四清”时在农村劳动好，因为农场有食堂，能按时吃饭，也能吃饱。记得1969年南京长江大桥修成通车时，我们去参观了一次，从大桥的一端步行到另一端又走回来，大约走了十几里路，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跨江大桥，当时心里感到骄傲。还记得1969年冬天，炊事班的人在水塘洗锅，把一个水桶沉到塘底，炊事员很着急，用竹竿往上捞，不料塘底是个碗底形，桶越推越深。我会潜水，自报奋勇跳到塘里把桶摸了出来，冻得浑身打战。当时没有什么感觉，回北京后胸部得了严重的脉管炎，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才治好。我估计得病和那次在冷水中捞桶有关。

回到北京后不久，我从26所调到新成立的二院207所。207所是由原来承担6405任务的各协作单位共同组成，包括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物理所和电子工业部新乡电波所和七机部二院等单位的科研人员，研究目标与我原来的工作方向一致。我先是分在以光学手段研究为主的科学院物理所人员组成的二室，参加激光雷达的研制，两年后调到总体研究室一室的理论组，专门进行可能识别手段的理论探讨。一室理论组的组长是邬惠欣，原来是力学所的助理研究员，曾于1956年在苏联科学院水工研究所当研究生。老邬为人宽厚，学问也好。他鼓励我继续开展在原子能所期间开始的那些研究，于是我除了对飞行体再入大气层的烧蚀、等离子体鞘套形成、通信中断机理做了一些计算之外，还相继对高速飞行体在稀薄等离子体中的尾迹形成、尾迹的雷达散射特性，以及各种形状的飞行体、球形诱饵、金属丝团的雷达散射截面等进行了研究和计算，并将以上计算结果写成若干研究报告。此外，我一直对高速飞行体在电离层飞行时激发的波有无可能作为探测导弹本体的手段有兴趣，也进行了一些计算并写就了研究报告，但我对这个结果不太有把握。后来读到苏联电离层物理专家Ya. Al’pert的回忆录《兴风作浪》，书中提到他也曾研究过同样问题，才感到自己并非瞎想。

207所虽因成立较晚，科学院来的人较多，研究气氛比26所好一些，但由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科研工作难以顺利进行。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前，有过一段好转。那是邓小平复出后，1975年3月派张爱萍来七机部搞整顿，张大刀阔斧，高屋建瓴，短时间内使七机部科研生产恢复正常，得到七机部广大群众的拥护。

那段时期大家的科研积极性很高，为了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640指示，早日建成我国反导弹系统，我们几个科研骨干在当、时任副所长李波同志领导下，经过认真讨论，向上级提交了正式报告，提出根据6405任务研究的现状和我国现有研究基础，任务目标应当从建成反导识别系统修改为对反导识别可行途径的预先研究，而207所应当从目标识别系统研究所改变为目标特性研究所。邬惠欣和我都参加了报告的起草。报告送到国防科委后，引起张爱萍主任的重视，专门派人来与我们座谈讨论。不料好景不长，1975年底，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造反派重新得势，张爱萍被打倒，刚刚恢复的科研秩序遭到破坏。我们写的报告也被扣上政治帽子，要加以追究。以后形势越来越严重，先是周总理逝世，接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来又是唐山大地震，朱总司令、毛主席先后逝世，大家都为国家的前途担心。直到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当机立断，逮捕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大家才觉得国家又有了希望。不过七机部情况仍然起色不大，于是207所许多从科学院来的同志都想重回科学院，科学院的研究所也欢迎大家回归，但七机部以我们是所谓“业务骨干”为名，拒绝放人。

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会议期间的一天，我在中关村地震棚碰见傅竹风，他所在的科学院应用地球所也归属了七机部5院并搬迁到陕西，他也想离开七机部。他鼓动我说，科技大会上决定又要重新恢复研究生考试，而且优先录取我们这些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研究生。离开七机部的办法，最好是再考一次研究生。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考虑再三，决定报考。这次我报的是科学院物理所陈春先先生的研究生，经过短暂复习，通过初试、复试两场考试，我被录取，离第一次被录取为研究生已过去整整14年。就这样，我离开了国防科研单位，又回到基础研究中来。

未完待续

周末大家谈—刘寄星 (连载I)

本文将刊登在《物理》杂志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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